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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玩政治，利润极高，这是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史不断证明了的。
在极其擅长“装”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吕不韦一人对政商关系的利益驱动直言不讳。《战国策》曾经记载了吕不韦与他父亲的对话。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吕父回答：“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百倍。”再问：“立国之赢几倍？”答：“无数。”吕不韦告诉父亲：“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这段对话，发生在吕不韦到邯郸经商，遇到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异人”（又名“子楚”，即后来的秦庄襄王）之后。另据《史记》记载，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觉，是“此奇货可居”。这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的来源。
商人吕不韦的确敏锐地看到了商机：对子楚这件“奇货”进行投资，可以撬动盈利“无数”的“立国”生意。日后，他也的确从这桩生意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是两人：除了战国时的吕不韦之外，就是西汉时的桑弘羊，两人都混到了总理级别，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把持朝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在高收益的背后，也有着高风险。这两人下场都极为悲惨：吕不韦因担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杀，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则更惨，被“烹”而死，全族被灭。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贾文》中，曾对包括吕不韦和桑弘羊在内的四位著名商人的命运有所点评，常为后人所引用：“胶鬲得圣捐盐鱼，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弘羊心计登谋谟。”
这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跨越政商两界。
胶鬲是商朝末年的贤臣，“遭纣之乱，隐遁为商，文王于鬻贩鱼盐之中得其人，举之以为臣也。”（《孟子注疏》），因此，孟子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孟子·告子下》）。他与后世的范蠡一样，从政时都是贤臣、功臣，经商主要是为了全身远害。区别则在于胶鬲的经商似乎仅仅是谋生而已，不如范蠡那样声势浩大，成为商界典范甚至后世的财神；胶鬲后来再度进入官场，为周文王效力，范蠡则终生不再入仕。此二人，在柳宗元看来，是处理政商关系得当，因此得以善终的典范。
吕不韦、桑弘羊，则与胶鬲、范蠡不同：吕、桑二人，都是商贾出身，而后入仕，最终，两人都死于政治。
桑弘羊（？—前80年），洛阳人，西汉政治家、财政大臣，事汉武帝、汉昭帝两朝，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因功赐爵左庶长。
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十三岁时以精于心算入侍宫中。自元狩三年（前120年）起，在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后元二年（前87年），汉昭帝即位，桑弘羊迁任御史大夫，与霍光、金日磾等受武帝遗诏，同为辅政大臣。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召开，因贤良文学指责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与民争利”，桑弘羊与之展开辩论。会后，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其他政策仍沿袭不变。
四人对比，但凡不断远离体制、弃“政”从“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终；但凡不断贴近体制、弃“商”从“政”、甚至以“商”从“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