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公，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核心理念，亦是历代治理者的一种崇高追求。有公，就有私。千百年来，公与私的问题，始终是治理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检验治理者胸襟格局的试金石，也是照鉴王朝兴衰成败的镜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上不少英主与贤臣在公与私问题上的故事，今天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对于治理者而言，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亲戚、僚属、身边人可说是第一道坎。古往今来，能过这道坎的并不多。但在一些雄主那里，却能处理得公私分明，正气干云，实属难能可贵。
晋文公严赏三等
比如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因为骊姬之乱，他在42岁时，就开始被迫流亡在外。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居然有一大批贤才追随于他，还有数十位不知名的人，堪称古今一大奇事。
晋文公复国成功，这些追随者就是功臣。面对这些患难之交，他是如何论功行赏的呢？他分赏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还下诏悬于国门：若有遗漏功劳者，请直言。照理，这等行赏之法，完全出于公心，应该为大家理解佩服。但是，他的身边人首先就表示不服。
这个身边人，就是和他一起出亡的仆人壶叔。这样的身边人，我们今天理解起来也不困难。不难想象，在这种逃难的日子里，这个仆人必是鞍前马后地效劳，生怕主子饿着冻着，尽可能把艰苦的日子过得让主子感觉舒坦一点。这样一个费心尽力的仆人，在主子论功行赏时，却没他什么事，内心里怎能服气？于是这位壶叔急了，直接找主子去了。说：你三次行赏，都没有我，请问我有什么罪过？他问得还算有点艺术，不说自己的功劳，只问自己的罪过，却掩不了“没功劳有苦劳，没苦劳有疲劳”的诉苦心思，同时也有点“与领导亲近，你得优先关照我”的心理优越感。但是，晋文公并没有动恻隐之心而乱了法度。
据《史记》载，晋文公说：“导我以仁义”。用德惠来防范我的过失，受上赏。以善行辅佐我，终于使我得以成就功业，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复次赏。至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故且及子。”这说明，晋文公心里的行赏账算得很明白，其标准，是功劳大小而非关系亲疏。壶叔的功劳，属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不能和“三赏”相提并论。
晋文公赏得分明，壶叔便“愧服”。其愧当在于操之过急又有非分之想，其服在于行赏标准的清晰分明。更妙的是，壶叔因此当了“反面教员”，因为这样的故事常常是不胫而走的，如史载“晋人闻之，皆说（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