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932年11月19日，在河北装船起运。据档案记载:“李纯华(辽南义勇军副总指挥)为张学良特派员，于本月(12月)初，从海路大孤山方面登陆，并输多数之军需品，即山炮4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架、轻机枪4架、炮弹2000个、手榴弹5000个、小枪子弹30万粒，无线电1台、被服制帽(于上海服装厂定制)二、三千件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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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32年12月11日，“救国会派高鹏等人送到热河，有迫击炮2门、炸弹50箱、重机关枪4挺、马鞍10件、子弹2万粒、迫击炮弹500发，手榴弹1000个、棉大衣、成衣1000件，丝棉背心850件、毛毯100条等。”
第三次是1933年7月，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李春润，从威海把救国会秘密运来的军用物资运回辽东，计“迫击炮4门、重机枪5挺、手提式机枪8支、手枪300余支、步枪2000余支、子弹甚多”。张学良积极从外国购买武器，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战。仅据1932年9月统计:用船运送，在华北各地卸货的武器颇多，共有弹药约650吨、子弹约1100箱、手枪7000支、机关枪200架。
张学良还通过“救国会”把自己及国民党中其他爱国将领所捐送的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不断地小批量地向各路义勇军提供，如赵大中、钱宝昌、郑桂林、王显庭、于百恩等义勇军均得到相当数量的援助。
张学良委任的义勇军将领
为了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张学良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
据曾在张学良身边做过参谋的惠德安回忆说:“在此期间，张学良曾多次派遣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车向忱、联络员黄宇宙携带张的亲笔手谕，化装秘密进入东北。车向忱远到哈尔滨、珠河、齐齐哈尔，并越过兴安岭进抵黑河，向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进行慰问并传达张学良的抗日指示。黄宇宙先后两次携张学良亲笔信件，与唐聚五、邓铁梅等取得联系，推进抗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