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早在1903年与清朝交涉谈判中，蓄意炮制了中国对西藏所谓“宗主权”的一种谬论(《英国蓝皮书》1920卷)，其后的1907年英俄签订《圣彼得堡协定》(又称“英俄条约”)，背着中国政府在该条约第二款中提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这一谬论在国际文件中的第一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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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一面规定英俄两国“除通过中国政府外，不与西藏直接交涉”，但又称此一约定并不排斥英国与西藏通商的直接关系，紧接着1908年英帝迫使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诚如当年钦差大臣张荫棠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印政府纯用侵略政策，开埠只表面名词，志与藏人直接，不欲我国干预。”在极端困难的“弱国外交”窘境下，由于爱国忠良钦差大臣张荫棠和西藏地方政府齐心协力与英谈判争取，一改原先清朝的亚东关税务司也延英人(戴莱、巴尔等)担任的局面，得以开办亚东、江孜税关，在江孜设立商务局海关，高恩洪、吴梅生、黄福明等先后担任该商务局委员，马吉荐曾任海关监督。
1910年，江孜改为分卡，归亚东关管理。亚东关是当时中国政府自主开办的海关，清廷派驻亚东的商务委员兼海关署理税务司张玉堂是当时全国唯一由中国人担任此职的人。但清政府毕竟处于弱势，英印当局强制清政府“接受使印度贸易满意的茶叶进口条件”，使自古以来川、滇、青诸省砖茶、坨茶在西藏的营销蒙受巨大损失，“岁失茶利数百万”，西藏地方政府“不愿印茶搀夺，然苦无法禁阻”。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系列殖民主义者所强加、自相矛盾、不平等的条约，为以后西方反华势力策划对西藏问题的新阴谋留下了祸患。英国侵略者自己也坦言：“以后种种事件，皆其妆接的后果。”
随着亚东、江孜一线国际贸易的增长，尽管进出口贸易收支极不平衡，但由于旧西藏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使极少数历来独霸西藏商业活动的农奴主、僧俗大贵族获利匪浅，因而越益受英帝笼络，越益背弃清中央政府而倾向“亲英”。英国侵略者与西藏统治阶层互相勾结，又各有图谋。1910年，十三世达赖逃离西藏，由拉萨直接前往亚东英国商务代表处躲避，在英人掩护下去往印度。1912年，原清朝驻亚东海关官员及清军官兵百余夫(乃堆拉35夫、比比塘30夫、卓堆白塔50夫)被迫返回内地。
清王朝被推翻，民国政府(北洋政府1912——1927年)取而代之。英帝将此事变视为侵略西藏的大好时机，加紧实施阴谋活动，教唆“亲英”分裂势力驱逐清朝遗留官员举兵内犯叛乱。特别是在1913年英帝强制举行“西姆拉(又作‘森木拉’)会议”，怂恿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在会议中声言要求“西藏独立”，英人又假惺惺地强作“调人”。指使西藏地方代表擅签《西姆拉条约》，重弹“宗主权”老调，提出所谓“内、外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