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使日本侵略者伤透脑筋。为配合军事扫荡，日军除利用佛教、道教、回教等伪化组织反共外，还十分注意创造和利用封建道会门或秘密宗教组织，培植汉奸，破坏中共敌后抗战。战时敌后沦陷区被日寇利用的宗教会的组织很多。仅举几例，如在山东，敌人创造，由汉奸掌握的会门道德会、协合会、大同会、新生会有十数种之多，改造的会门一贯道、提篮会等有20多种，被利用的会门如铁板道、归一道、天主教、红枪会计20余种。据统计，山东共有70余种道会门，只有十余种未为敌所用。当中共组织民众抗日团体时，这些会徒造谣说“推背图”(天书)上写着:“单看龙蛇跨马，五洋大闹中华；西方佛子回去，胡儿对对还家”，意思说五洋各国进攻中华是天命，是“气数”，非得等到“西方”的“佛子”回去以后，鬼子自然就出去了。那么，当然也无须什么抗日了(23)。华北敌占区的长毛道，请日本顾问“朝记”专驻天津指导，所谓“白阳世界”、“上登佛天”等等，都是他们反对抗战，进行汉奸活动的护身符，还说什么“日本过去是中国人，现在是回家送印来了”，“它保咱，咱保它，暂叫日本人替咱打天下”。在沁县被枪决的道徒王明川，还受命打进铜川游击队进行刺探和分化工作。总部设北平的万国道德会，是日伪操纵下的汉奸外围组织，居然在淮北，苏北地区都有市场。它们散布谣言，扰乱民心，暗杀投毒，从事间谍活动，反对减租减息。太行地区的“离卦道”和“六离会”，还聚众进行反对中共敌后抗日政权的反革命暴乱。在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39年，边区就破获过两起宗教团体进行汉奸活动的案件。当时有称“佛教会”、“一心会”的团体，假神教名义，宣扬“加入一心会、佛教会，日本来了能保障安居乐业；给日本当兵每月可得饷银30元”，叫人们不要参加抗战(24)。凡此种种，对中共敌后抗战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战时各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都发布告示，采取行动，严厉取缔和打击反动道会门及秘密宗教团体腼颜事敌、助纣为虐的汉奸活动。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统制宗教、压迫中国人民方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以东北为例，伪满洲国民生部掌管的宗教事务，由日人佐藤一手操揽。日伪方面组织礼教科和警务厅特高科，定期对东北全境的宗教团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或典型局部抽查。从1937年、1944年满洲情报所编制的《宗教调查报告》、《满洲的宗教》等报告书可见，调查几乎涉及了东北所有教派团体、及它们的规模、性质、习惯、布教场所(寺院)、政治倾向，并提出具体的对付办法。如报告指出，九台县的普济佛教会“实际上则假宗教的名义策划反日活动，被探知抱有反满抗日的密谋后”，被勒令解散。“之所以能探知这些情况，是因为当局警察化名打入教会而侦察到的”；在哈尔滨地区，“这里属于旧军阀马占山的地盘，与东部一带的救国军一样，他们都在通过这种宗教团体来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企图收复东北失地，有必要提高警惕”。在分析秘密结社家里教后，报告建议“我们希望对家里教或是采取断然的镇压政策，或是让其成为合法团体，将其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妥善地由国家引导”。拥有数十万教徒的家里教、万国道德会最终被改造利用了。调查报告还指出，有193位日本人参加，每年日伪出资50万—80万元组织的协和会，其工作重心要对民众强化宗教信仰教育。“在满洲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地方，要把教育和宗教完全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若想获得治安秩序上的好转，也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对欧美在东北的宗教，也一一详加研究，认为天主教是日本的朋友。报告还提出了考察宗教的两个标准，即“(1)要符合满洲国的建国精神；(2)从日满不可分的原则看，和日本思想融合、有联系”。日本统制宗教之用心，由此昭然若揭。据1940年12月统计，除日本的宗教之外，伪满有佛教寺庙3912座，喇嘛教寺庙1009个，道教寺院2329个，回教寺庙243个。日本竭力藉此来控制和麻痹中国人。
五、驱逐西方教会势力 炮制东洋宗教
日本侵华期间，在华的基督教等西洋宗教，均为英美控制，且影响很大。由于英美等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所以日本就千方百计攫取对基督教的领导权。九·一八事变时，担任日本东京基督教长老会长老的日匹信亮就叫喊，“从来，大陆的基督教都是欧美化的，有依存欧美的思想，这是有害无益的。日本人必须将欧美化的势力驱逐出去，以日本化的日本基督教代替之”。于是，在“东洋人掌着东洋人的宗教”的口号下，驱逐英美势力，制造日本式的基督教、天主教。
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东北军粮秣厂的大量饼干，成立了“中日基督徒救济会”，以收揽人心。1933年9月，日本用军刀和宗教特务活动，成立了“满洲基督教会”。1935年秋，以“反满抗日”罪名，大肆逮捕亲西方的基督教上层人士。西方教会机构凡“不服从满洲建国精神，勒令停办”。某些西方教会，为求得生存，保住一角阵地，也与日本势力相勾结。1936年，由日本特工山下一手包办，在沈阳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25)。七·七事变后，日本想控制关内基督教会的努力遭到英美等国的抵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东北的传教士悉数关进沈阳的集中营，用武力把华北、华中、华南的英美传教士分别送进山东潍县、上海海防路和广州的集中营。教堂被封闭，残杀西方传教士的血案不断发生。如山西长治荷兰籍传教士2人被杀，屯留境内的传教士被杀十余人，在望都、蚌埠等地的丹麦、挪威传教士也惨遭杀害。日本特务机关、伪政府和日本教团不断向中国教会施加压力，结果于1942年10月在北平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日本牧师村正治、绍田金雄为特邀委员。1942年在上海成立“华中基督教同盟”，日本的阿部义宗任会长。1943年，诱逼杭州、苏州等地的中国教会分别与日本教会联合组织“中日基督教协议会”。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雨宫在成立会上明确表示，此举“为求民心安定及反共起见，在宗教立场上，向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迈进”。1944年，日本派出以贺川彦等“大布道家”组成宣抚团来华，到日本占领区讲演，要求中日信徒“彼此相爱、和睦共处”(27)。在日本的指使下，各地教团胁迫会众为日本的节日或侵华头目的生辰庆祝，搞“和平祈祷”，参加“献铜献铁”、“增产保国”、“储蓄报国”、“必胜防空体制确立”运动，以支援“大东亚战争”。
自然，外国在华宗教中的亲日势力，日本也是愿意利用的。抗战期间，中国各地的一些反苏反共的白俄分子和日寇勾结，以东正教为掩护，破坏中国抗战。北平东正教府为日军组织“华北铁道护路队”，布列德等人替日军刺探情报。1943年驻华东正教代表团将教堂供日本作集中营，于是北平东正教总会内出现教徒与解押抗日志士的日本宪兵同出一门的讽刺场面。主教也因助日有功，而被日本特务机关授予一等“东亚圈勋章”一枚。天主教与日伪的关系较侧重于合作，在有抗日活动的地区，天主教士指使教徒从事反共间谍活动。天津教区的法国主教文贵廷禁止教徒参加抗日活动，散发反动宣传品，说日本侵华是“受到共产党威胁的防御战争”，鼓吹日本侵华“符合公教教义和道德原则”。南斯拉夫籍的传教士叶利普还胁迫教徒列队欢迎日军占领盐山县城，为日本侵华大唱颂歌。
由上可见，日本在华的宗教活动，已远远超出了文化侵略的范畴，宗教只是日本侵华活动的补充。日本并不真心要保护宗教，中国宗教也无须日本来保护。日本只是利用宗教作为侵华战争的掩饰和配合。特别当他们利用宗教侵华的企图破产时，就撕下伪装，公然血腥屠杀富于反抗精神的教民，拆焚毁劫寺庙教堂，上演了一出出毁灭中国宗教文化的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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