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民国档案(南京)1996年01期,第99-107页
孟国祥
宗教是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现象。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对支配自己命运的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观点，但却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和某些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情感密切相关的宗教，它不仅涉及到其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特别在遭受异族入侵与内部压迫时，宗教往往成为团结抗敌的神圣旗帜。正因为此。在抗日战争中，日本除使用军事手段外，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从事对外扩张、毒化殖民地的活动，对中国抗战造成严重的危害。
一、输入日本宗教，效力侵华战争
日本有本土的神道、扶桑教，以及外来的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历史上，佛教在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当局始终沉湎于对中国侵略的迷梦之中。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强化和规范宗教的社会功能。特别在九·一八事变后，为纳日本国民意识于一致对外扩张之中，日本当局便把神话天皇和崇尚“武运长久”的国家神道抬高到各宗教之首。1940年，日本“宗教团体法”再次确认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并规定各宗教完全划归政府管辖，公然提出日本宗教教义要以适应军国主义的思想为前提，“侵略战争是圣战，所谓八纮一宇的思想成了国体教义的根本”(1)。
因此，战时日本的宗教就不能不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而不少教徒不惜抛弃教旨，为之圆梦。如日本东本愿寺教化研究院主持河本显了述居然引经据典，撰写《佛教经典战争观》，把侵略杀人说成是“圣战”。诚如日本著名佛学家道端良秀所言，“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2)。
移植宗教，对华传教，是配合军事侵略的政治图谋。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宗教寺院。继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对华布教自由后，不少日僧就更加积极鼓吹。如1924年日本《中央佛教》第七号，就有数篇文章强调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广植寺院。到1933年，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在旅大就建立了寺院和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变时，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院，天津租界有五座日本寺庙。据日本方面1936年11月调查，仅哈尔滨一地，就有日本多种宗教的布教场所24处，其中佛寺九座。(3)全面侵华后，日本宗教更是渗透华北与东南各省。仅日本东本愿寺就在中国各地设立近40处布教所。日本神道除在东北伪都搞“建国神庙”外，还在我国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据1945年统计，东北城乡的大小日本神社就有295座。(4)日本侵略军上海军特务部，为了日本在华各派教徒能通力合作，于1939年2月，在虹口虬江路624号成立“中支宗教大同盟”。1943年6月，又在延安东路77弄1号成立“大东亚佛教总会”。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日本宗教迷信，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如日军在长春建立的“建国神庙”，供奉日本“天照大神”。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带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强迫中国群众也向它行礼，承认它的权威。伪“保安法”还规定，如对“建国神庙”有“不敬罪”者，要判处一至七年徒刑。把“天照大神”作为“建国神”供奉，表示伪满的开始不是起始于清始祖，而是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因此，东北人民要与日本“精神如一体”、“一心一德”。这也为将东北分裂出去找到了宗教的依据。日本在华佛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软化中国人民的斗志，使“日、满、华亲善”。哈尔滨极乐寺的日本佛教徒的这一活动，因其成绩显著而受到日本方面赞扬，并鼓励“日本佛教各派都必须融合到满人中去”，(5)“要提倡日本佛教徒超越职业意识，竭力向满洲扩张。”
在华日本寺院成了日军侵华的前哨据点。不少日僧为对华心理战出谋划策，为军方传令，或充当间谍，直接为侵华战争效力。如为日军进攻上海寻找借口，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无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名，到上海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酿成流血事件，嫁祸中方。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之事，更是屡见不鲜。早在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为侦察沙俄军队在东北情况，日本特工江木少佐、土井大尉就是化名觉然、悟省，获得北京禅宗本山的度谍而潜入东北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青海的塔尔寺和佑宁寺，就有几个化装成喇嘛的日本人潜伏在那里，指使汉奸阮志贤化装成商民，在西宁活动。18岁的福田隆化装成朝圣者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塔尔寺，返回张家口后向参谋本部提交详细报告。1940年11月，“华北交通”(日特机关)的牧野秀之进，装扮成喇嘛，经百灵庙、中公旗，穿越腾格里沙漠，到达青海的夏宗寺，后返北平。战时，未经允许，外国人严禁入藏，但对蒙古族朝圣者却不加禁止。为插足西藏，野本甚藏、木村肥佐生与西川一三等人，化装成“地道的”蒙古族喇嘛教僧人而混入西藏(6)。
二、充当宗教扒手 阻挠国际援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我相邻的东南亚友好国家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由于佛教、回教在东南亚诸国流传甚广，缅甸还将佛教定为国教。为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日本便大造舆论，说“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日本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日本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信念，战争似乎只存在信教与非信教之分，而没有侵略与非侵略之分。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历史悠久，东汉起取经印度，梁朝后传日本，影响甚远。东南亚人民自然不会轻易受骗。于是，日本又把自己打扮成佛教事业的代表者。老牌特务造谣专家土肥原在《为创造新文化而战争》一文中大言不惭地吹嘘，“东洋文化之代表佛教，支那文化代表儒教，十分维持实行于国民生活中者，不在印度，不在支那，实在我日本帝国。”为了表示日本尊重“东方文化”，1934年在东京连忙拚凑了“东亚佛教会”、“佛教兴亚会”、“国际佛教协会”等组织。“东亚佛教会”的宗旨也定为“发扬佛教真理，团结佛教信徒，铲除共产邪说，恢复东方文化”(7)。“大亚细亚主义”的制造者矶部美氏还向东亚一切佛教民族侈谈对华战争可以建立“新摩揭陀帝国”。他们说“佛教发源印度，而残存于锡兰、缅甸、泰国、越南、爪哇、中国，最后东渐日本，今日惟缅甸、泰越、日本保有余荣，如缅、泰、越加入形成一联邦国，构成亚洲南部之一防堤，则亚洲佛教兴旺置于磐石之上”，并许以“泰国为这一联邦的盟主”。与此同时，日本广派特务到各国游说，以引起东南亚人民对中国的恶感。尤其在广州沦陷后，中国只有西南滇缅公路保持对外交通，这时日本特务加紧了在缅甸的造谣，竭力宣传诬诋中国政府摧残佛教、逐僧毁寺，日本“为保中国佛教，故与中国作战”，煽动以佛教为国教的缅甸反对开放滇缅公路。(8)而当时泰国居然有一小部分自名为“激进派”的人物，羡慕当“新摩揭陀帝国的盟主”，也跟在日本后面鼓噪。
日本早已注意到世界伊斯兰教，为拉拢亚洲和中近东阿拉伯各国，日本原本没有一个回教徒。1937年前，日本连一座清真寺也没有。为扶持亲日势力，日本赶忙修建清真寺，翻译《古兰经》，集合东方各国回教徒。1938年5月12日，在东京建成清真寺时，日本特意组织44回教国代表去参加，成立“伊斯兰文化协会”，搞了“大东亚回教圈展览”，伪称日本有回教徒50万，好象日本是回教的发祥地一样，并把大会拍成电影，向世界广为宣传。(9)这时，日本又成了回教的代表者，以复兴回教自居。宇垣一成在东京发表“皇风万里”的文章，内载:“现在亚细亚有二万万伊斯兰教徒，据最近的传闻，他们眼看着亚细亚的更生，也奋起企图与日本提携，以从事亚细亚成为我等之亚细亚”。日本对我国历史上存在的一些民族隔阂和矛盾，以及个别有辱回教的言论肆意夸大，广为宣传，恶意中伤。如1938年，日本派4人冒充中国回民代表，到麦加向朝觐的十余万各国回教徒作蛊惑性宣传，旨在阻止各国对华的援助。
为揭破日本的欺骗行径，1939年10月，中国政府授意太虚法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对越南、缅甸、南洋群岛等国进行历时7个月的访问。为同样的目的，以乐观法师为首的“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于1940年10月赴缅甸作长期宣传。该队把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对中国佛教徒施暴的证据收集汇编，用中、英、缅文对照，印了一本特刊，沿途散发，用参与战地救护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日军暴行，从而缅甸僧俗断然拒绝了日本诱其参加战时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之邀。中国回教救国会也组织了两次近东访问和一次南洋访问。1940年南洋回教访问团的代表马达五在归国后的报告中指出。“此行最大成功，在使马来亚人一反以前信任暴日之错误观念，而重视中国消息”。(10)出访近东各国的中国回教代表团，也在伊拉克报纸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外交机关在各回教国家施行的反华诡计。由此可见，日本的确一度蒙蔽了不少人，对中国抗战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运作信仰差异 图谋分裂中国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不一。利用民族宗教差异，分裂中国，分而治之，也是日本侵华的惯用伎俩。
日方图谋蒙古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后，为粉碎日本借佛教拉拢蒙古王公的阴谋，中国僧俗太虚、胡瑞霖等筹建中国五旗佛教联合会，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密法以对抗日本密宗僧人在华布教。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无力侵略全蒙，遂将蒙古分成东蒙、西蒙两部分，在东蒙建立特务机关。九·一八后，西侵东蒙，改称“兴安省”，统辖于伪满洲国内。紧接着，又策动西蒙亲日派“自治”，并以东蒙、西蒙合并“大元帝国”、“大蒙古国”为诱饵，分化我民族团结。(11)
在蒙古，寺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很大，“没有一所寺院不对社会发生影响”。对此，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指出，“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在实现上述方针，“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重视尊重喇嘛教的习惯，借此努力收揽人心。为此，进行以下工作:修复必要的喇嘛庙，或使有势力的喇嘛的生活安定下来。对于喇嘛教，逐渐加以改良，不使人心发生激烈的冲动”(12)。基于内蒙古战略地位的重要，以及喇嘛教对蒙古王公政治的特殊影响，日本在拉紧和喇嘛教的关系、培植亲日势力方面，扎扎实实地做了几件事:不断邀请喇嘛和蒙古佛教团访问日本，增强日本佛教对蒙古佛教的影响；日本东京的本愿寺和京都的知恩寺都专门设立蒙古青年喇嘛讲习班；向蒙古寺院派遣许多所谓的“日本喇嘛”充当各种“顾问”，他们“白天很规矩地参加各种法仪经会，一到晚间，他们总是很忙的写东西，可能全心全意在作谍报工作”。这些“日本喇嘛”许多是日本军人充任。如“喇嘛印务处”的幽径，他是一名日本和尚，又是一名日本军人。这些“顾问”因操揽事务，干涉内政，而被称之为“过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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