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每个政党都有其黑暗面，被该党本身极尽淡化，以为不过是危机时不可避免的小缺失，但敌对阵营却认定是蓄意的恶毒。总之，这就是内战前夕的典型心态。”(同上P193)这说的是一种心态，而心态从来都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综合反映。能否脱解非此即彼的党争格局，便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脉。因为这种党争格局几乎蕴含了历史与现实的所有因素，而对它的脱解同样几乎蕴含未来的所有因素。对它的脱解，需要解决相当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样也能因此生长出相当多的未来路径。我们的宪政建设必须回到这个反思场域。
从台湾出去的张光直也有着如此的扯牵。“我在当时坐了一年牢，接触到各样的人，出来之后，对人之为人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看到两伙人，或说两伙都包括着好人的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在一个大时代，碰在了一起，各为其主，各尽其力，彼此相互斗争。结果为何而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人这样容易受骗?为什么肯这样出力地斗争?这使我非常好奇。我出来以后，没有继续念书，在家里自己读点书，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上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考这个系，基本的原因就是想知道上面所说的‘人之为人’。有没有结论呢?那是50年以后的事了。”(《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张光直著，北京三联1999年，p74-75)
黄仁宇和张光直都是在与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接触中，对国共双方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认识。在两位学者看来，国共双方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但他们都成了你死我活的双方。这种你死我活将两位学者置于一种活生生的疼感之中，但他俩又能不陷于其中一方，而能跳出来，对历史和人类进行重新思考。参与深入一点的如黄仁宇则成了历史学家，他不得不思考这种党争格局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才发展到这一步的，而参与浅一点的如张光直则成了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对当时的党争格局不特别敏感，但因为初步的亲历，对党争格局中的人产生了困惑，他就思考“人之为人”的问题。这是一拨不同深浅地接触内战但也只是处于开始探索阶段并已经离开任何一方的从台湾或内战中出去的学人的思考。他们在这群学人中总的来说属于第二代。他们的思考为中国人进入未来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人文思想。
20世纪非此即彼的党争格局对于处于其内的反思者来说是给定的。处于其内者反思的意义在于未来，在于下一代。在此种格局中的行动者，常常不得不采用既有格局来生存，来获取资源，来谋求希望。只有利益格局及利益实现方式发生转换，非此即彼的格局才会有所松动。反思的意义在于格局松动之后的和平转换、高水平转换、低成本转换、少负效转换，如此而已。
胡适就属于那种在非此即彼格局中谋求希望、等待希望的学人。他有非此即彼的层次，也有有此有彼的层次。因此他1949年以后的思考就有这两个层次，一方面表现为他对国民党失败原因的分析，坚持非此即彼的逻辑(这不是由胡适能决定的，而是“给定”使然)，另一方面表现为与雷震等《自由中国》同仁的关系(他无能挽救国民政府，尽力而已)。他在这种格局中只能如此，正如有人所说：“综观胡适议政一生，于社会固然有所贡献，无庸赘述，但其成效并不理想，相距其所期望者甚远，甚至有人说是失败的。”(《时代碣鉴：胡适的白话文·政论·婚恋》沈寂著，p355，重庆出版社1996年)
其实可以划为第一代的徐复观和殷海光也是属于这种处于其内的反思者和行动者。徐复观曾为蒋介石随从秘书，以少将军衔退役。殷海光曾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主笔。他俩都曾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由力图挽救国民党而分析其种种原因到离开国民党，批判国民党，及为国民党所不容。由于他们对国民党败局的疼感关联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很快就不停留在对国民党的挽救上，而是探讨中国及其政府与社会不再亡灭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国民党不拥有而因此垮台的东西。他们要利用这些东西来改造国民党。这个东西就是自由民主。他们的收获主要表现在政治理念上。这就是下一节中所要探讨的问题。
如果说他们无法跳出非此即彼的党争格局，但内战使他们更加深刻地明白，创造有此有彼的党争格局才是解决内战的途径。他们在大陆的“革命”路径之外走了另一条道路，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不断探索的中国人的另一个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