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领导层称，已向苏联正式通知准备发动起义的情况，甚至还“挑明”了起义的起始时间，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波兰流亡政府还提及了莫斯科广播电台1944年7月的广播，节目中曾号召在波兰举行人民起义。而在事实上，这些广播只是一般性地呼吁波兰人和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拿起武器，在本国被解放领土上支援红军作战。1944年8月1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篇声明，强调苏联与华沙起义无关，起义方事先没有和苏联商量过。
有一种观点认为，起义军在筹备期间曾与克里姆林宫商议过，一个叫康斯坦丁·卡卢金的“苏联特使”就是证据。据说，卡卢金是跳伞进入华沙城的，是苏军派往救国军指挥部的联络官。但据有关文件证实，苏军指挥部根本没有向华沙派遣过这类人员。那么这位“信使”卡卢金又是何许人呢?
1944年8月2日，救国军巡逻兵抓获了一个老百姓打扮的人，他自称是苏联的侦察兵，是红军指挥部委派来华沙与起义军建立联系的。此人就是康斯坦丁·卡卢金，他曾任苏军第337步兵师第1131步兵团团长助理，1942年5月在哈尔科夫城下的战斗中受伤被俘。1942年9月，他自愿参加了伪“俄罗斯解放军”宣传员培训班，结业后便开始了积极的反苏宣传活动，在集中营里鼓动苏联战俘“弃暗投明”。
1943年5月，卡卢金在波兰南部城市琴斯托霍瓦与波兰工人党(共产党)搭上了关系。1944年7月20日，波兰工人党派他前往华沙，被救国军巡逻兵抓住，押到了华沙地区指挥官安东尼·赫鲁斯采尔上校的指挥部。救国军指挥部对卡卢金的老底是有数的，却并没有戳穿他的谎言，而是继续与他玩下去：“红军特派员”卡卢金的亮相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救国军已经与苏联红军联系上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
1944年8月6日，救国军司令科莫罗夫斯基决定利用一下这位“特派员”。卡卢金便签发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请求向波兰首都的起义军提供援助：
“致莫斯科，斯大林元帅：1944年8月5日，我与华沙指挥员建立了个人联系。起义民众在与德国鬼子的斗争中表现英勇。我审视总体军事形势后得出结论，为加速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除部队的英勇斗志以外，起义军还需要下列东西：自动步枪、弹药、手榴弹和反坦克炮……德国空军正在摧毁城市，炸死和平居民，但英勇的华沙人民相信，您不久就会给予最慷慨的援助。华沙，1944年6月8日，华沙救国军指挥部。卡卢金·康斯坦丁大尉。”
科莫罗夫斯基将电报发到了伦敦，请求转发到莫斯科。收到这封奇怪的电报后，莫斯科有关方面深感困惑，不知电报中的卡卢金究竟是什么人。数月之后的1944年9月19日，卡卢金领受救国军的任务穿越前线时，在华沙郊外被苏军抓获。
卡卢金在审问中说，他自华沙起义爆发后，因害怕与德国人和波兰工人党有瓜葛而被杀，他在被救国军抓获时便谎称：自己是苏联情报官，是在1944年7月被派到敌后的。卡卢金向审讯人员详细交待了电报一事：“今年8月5日，当着救国军华沙指挥官蒙特上校和其参谋长的面，我草拟了这封发给斯大林的电报……我发往伦敦的电报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让人觉得它出自苏军指挥部驻华沙特派员之手。”
黯然收场
1944年9月9日，科莫罗夫斯基在起义军胜利无望的情况下，致函德军华沙城南指挥官京特·汉斯·罗尔，表示起义军准备投降，但要保证所有战斗人员的战俘权利，并要其对华沙平民做好安排。罗尔将军承诺确保战俘的全部权利，同意将波兰平民和行政机关疏散到作战区域之外，但必须在9月10日16时前投降。而科莫罗夫斯基还指望德军东线速败，并幻想能坚持到英美的援助到来，便想尽量拖延时间。
直到9月27日，见起义军迟迟不肯缴械，德军对起义军占领的城区发动了决定性攻势。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形势下，科莫罗夫斯基拒绝了向进逼而来的苏军靠拢的建议，没有向维斯瓦河对岸突围。9月28日，起义军就放下武器事宜开始与德军举行谈判。1944年10月2日，救国军司令科莫罗夫斯基向德军华沙部队司令冯·巴赫签下了投降书。
德国各家报纸和电台报道说：“历经许多个星期的激战，这座城市几乎全部被毁。”战斗是那么惨烈，德军士兵古斯塔夫·戴维德哈兹回忆说：“我慢步行走在街上，到处都能看到一派狼籍的景象。在这里，每一栋房屋都成了战场。”华沙起义中，有20多万波兰人死亡，其中只有1.6万为起义军。而接受投降的起义军达到1.7万人，里面的922人为救国军军官。华沙起义失败后，华沙所有的平民都被赶出了城，有8.7万华沙人被送往德国强制服苦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