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赐钱”——
汉顺帝刘保下诏7岁以上伤者“赐钱”每人“二千”
“免税”是不要灾民上缴法定的钱物，这对灾区重建、恢复生产确是相当有利的，但并不能解灾民的燃眉之急，于是朝廷想到了给灾民“赐钱”。在唐宋以后，尤其到明清时期，朝廷赐钱，直接补助灾民银两、钱粮，成为一种惯例。
东汉永建三年汉阳郡大地震发生后，小皇帝刘保派光禄大夫赶赴金城、陇西等地灾区核查灾情，赏赐地震中遇难者家属。遇难者年纪在7岁以上，每人给2000钱，即《后汉书·顺帝纪》中所谓，“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
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四月地震发生后，朝廷“出太仓粟五十万石，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第二年冬十月，朝廷除再次免除肆州、恒州等地一年税负外，又从国家粮库拿出粮食救济。纳税丁口全部死亡、孤立无所依靠、家里未接受免除赋役的灾民，由朝廷供粮，直到来年新粮收获时。
北宋赵祯(仁宗)当皇帝时的景祐四年十二月(公元1038年1月)，京师开封和忻州、代州、并州等三州，先后发生地震。《宋史·五行志五》等史书记载，这一年的地震共死亡32306人，其中忻州19742人、代州759人、并州1890人。包括州一把手在内，忻州不少官员都在地震中遇难了，赵祯便给遇难官员的家属发放了5万至10万钱不等的抚恤金，“军民死伤者，皆赐有差”。
到了清代，发放金钱的做法更普遍，还形成了相应的较为成熟的“蠲赈办法”。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后，康熙要求户部和工部，迅速拨款赈灾。户部主事沙世到震中三河县后，“散赈乡村穷民九百四十一户，户各白金一两。”
在古代，除了发钱粮给幸存者生活外，官府还会给遇难者准备安葬费。如西汉刘骜(成帝)当皇帝时的绥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公元前7年11月11日)，京师长安发生大地震，刘骜第一时间派中央官员下去调查、慰问，“赐死者棺钱，人三千”。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凡地震中遇难者不能棺殓的，均由官府负责出资安葬。乾隆《三河县志》记载，时工部主事常德奉命等到达三河后，除发放救济金外，还负责料理遇难者后事，对1168名死者，每人头给棺殓银二两五钱。而在其他地区，遇难者每人抚恤银二两。
各界“捐银”——
康熙年间临汾“阖省大小各官捐银与在城贫民盖房”
古代抗震救灾款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二是地方政府出资。此外，民间和个人“捐银”，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所谓“捐银”，是明清时期较流行的说法，即现代慈善行为所说的捐款。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公元1695年5月18日)，山西临汾地区发生地震。在灾后重建中，山西官方发动全省的公职人员捐款赈灾，救助灾民生活。康熙《临汾县志·祥异志》上记载了此事，“阖省大小各官，捐银与在城贫民盖房。”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发生后，不少缙绅富户都能慷慨解囊，为灾区出钱出力。据张仪《张学士文集》，当时有位在天津经商的张孺人，“倾箧付典质，钱积门中，雇人掘被压者，所活数十百人。”
古代朝廷也会积极引导民间抗震救灾力量。康熙十八年七月的特大地震，导致京城房屋严重倒塌，康熙皇帝除要求户部、工部等政府机构积极组织施救外，特地下诏，动员有钱的官绅富户捐银，给灾民修建房屋，对积极捐款的“大款”，朝廷会提出表扬和奖励。
在灾难面前，邻里抱团，共渡难关，这种“众志成城”也是古代所提倡的。康熙十八年七月北京地震后，康熙皇帝便号召和要求灾区老百姓互相帮助，“两邻十家户，有互相存恤之义，可协助修理”，以尽快恢复家园。
当然，古代地震救灾的措施和手段很多，并不局限于上述几种。此外，在古代，军人也是抗震救灾的主力。如宋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公元1068年8月)，河北路(治所在大名府)发生地震，“城壁皆压，发卒数十万治之”。
△清季元瀛《地震记》内页(记述嘉庆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山西平陆大地震。
北京史上最大地震、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地震波及地区示意图。
山西洪洞义旺中镇庙碑刻“地震”题记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