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皇族内阁成立之前，立宪派主张皇族不入内阁的言论虽然也有，但说的不多，更加没有上升到“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的高度。身为皇族的奕劻出任总理大臣，是立宪派预料中的事，他们也并没有从皇族不能入阁的角度表示强烈反对。所以，皇族内阁遭到强烈谴责，并不是因为违反了“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而是因为内阁中的皇族和满族实在太多了。
皇族内阁的成立，与其说是要“假立宪”，不如说是清廷对权威丧失的恐惧，反映的是执政者的虚弱和稚嫩。到了清末，清廷中人才凋零，政府越来越腐败，而立宪派则人才辈出。以清廷的涣散、分裂和腐败，去欺骗充满热血、气势汹汹的立宪派志士，恐怕是太过高估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嚷嚷着被骗了的精明人，肯定不会吃亏，反倒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的，那才是真被骗。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清廷可谓不知不觉中被立宪派耍得晕头转向。
清廷之所以决定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的报告很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一份是端方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这两份报告极力鼓吹立宪的好处。载泽的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还提出了著名的立宪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端方的奏折猛批专制，说专制“则君主危”，一旦立宪，“君常安而不危”，“不仅常安而不危，且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亦载入于宪法中”。满纸的甜言蜜语说得慈禧终于动了心，决定实施预备立宪。
可是，这几份奏折是由立宪派的梁启超、杨度等人捉刀代笔的，这在当时的东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这几份报告，要么是信口雌黄，要么是有意欺骗。“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谁能保证立宪真有这样的效果?事实上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短短几年，皇位就倒掉了，何来的“皇位永固”?而载泽的密折中还有“君主立宪”可以“巩固君权”之语，并以日本为例，称“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这些话如果真是出自立宪派之手，那绝对是赤裸裸的欺骗。而清廷在怀着“皇位永固”和“巩固君权”的美梦答应了立宪之后，很快又被立宪派精心炮制的一个个糖衣炮弹忽悠得找不着北。
立宪派糖衣炮弹的第一招是“君主不负责任”。梁启超说：“立宪政体，以君主不负政治上之责任为一大原则，其所以示别于专制政体者，惟在此点。”(《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第55页)立宪派说，立宪政体就是君主不负责任，君主不负责任好啊，人民不会怨恨君主，君主地位不会有任何危险。其实“君主不负责任”对君权的削弱，孙宝瑄早就说得很明白，“留一尊严不可犯之君，使为一国之代表，而阴削其权，归之于相，故相负责任，而君不负责任也”[《忘山庐日记》(上)，第5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阴削其权”的“阴”就是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暗地里则给你使绊。
国会请愿运动中，清廷屡次下旨拒绝请愿，立宪派说，“君主不负责任”嘛，谕旨经过大臣署名，都是大臣的责任，然后公然对清廷谕旨进行猛烈批判。从前不搞立宪的时候，哪里有人敢于质疑清廷谕旨。现在立宪了，君主不负责任了，发的谕旨却被批得七荤八素。
立宪派的第二招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一语，是立宪派鼓吹立宪时的口头禅，可是实质上，所谓“神圣不可侵犯”，在立宪派看来就是你是老大你靠边站，不要插手世俗事务。孙宝瑄说：“盖惟君是神圣不可犯，又不负责任，而议会专与内阁对待，于是国政有失，人民可与宰相抗争，较论是非，而天子不与焉。”[《忘山庐日记》(下)，第1230页]这一观念也是立宪派约束君主的一道紧箍咒。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中，资政院要求清廷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载沣下了一道硃谕，不答应，并特意不经大臣署名，表示由“君主负责任”，不和你们玩“君主不负责任”这一套。硃谕一出，资政院大哗，立宪派也大哗。议员刘春霖在资政院会议上很不客气地说，“本员昨日看这硃谕，似监国摄政王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还说，“立宪国君主本立于安荣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摄政王要是知道，又岂有不愿就安荣的道理呢。”(《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第405-40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神圣不可侵犯”不是无条件的，君主想要“神圣不可侵犯”，就应该“就安荣”，“就安荣”就应该靠边站。
在中国传统中，君主的神圣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君民是一体的;另一方面，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力的神圣性是一体的”(刘泽华：《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炎黄春秋》2011年第六期)。而自从鼓吹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从前拥有的两方面的神圣性都没有了。以前君主是“人民”的代表，现在议院才是人民的代表;以前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现在在立宪派“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式的制度假设中，君主毫无实权，掌握最高权力的是议院。
所以，刘廷琛弹劾资政院时很犀利地说，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政府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谁能代表人民，谁就能“神圣”，谁就能掌握最高权力，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大公报》反过来批评刘廷琛说，“区区以国民公仆之刘廷琛，而胆大于身，公然敢参我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政院，已足骇人听闻矣。”(《大公报》1911年3月1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说起来好听，实质上是用议院剥夺了君主的权力和神圣性。
立宪派的第三招是“万世一系”。中国人本没有“万世一系”的观念，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胜于专制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同时，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也成了说服中国皇帝答应立宪的诱饵。
1904年，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奏请立宪，说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所以，“立宪政体者，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孙宝琦的这次上书在立宪派中激起很大反响，但政务处并未予以转奏。到了1905年，慈禧召见端方，端方向慈禧鼓吹立宪，慈禧说：“立宪如何?”端方说：“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一听，乐了，说：“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慈禧同意了立宪，后来立宪派“得寸进尺”，又拿“万世一系”当诱饵。张謇在奏请清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时说，“万世一系”，“我中国历史之所从无”，而“立宪国何以能之”，那是因为有国会有责任内阁，所以，中国要设立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154-155页]。
“万世一系”和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一样，是需要精心去维护的一个极其脆弱的东西。然而，立宪派所想的，不是怎么去维护它，而是想通过甜言蜜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旦清廷不遂人愿，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张謇在内，对“万世一系”的海誓山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立宪派想要搞立宪，必须借助君主的力量。武昌起义之后，梁启超见君主立宪无望，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恨恨地说：“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而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后仍寄情于君主立宪，只是换了个说法，叫“虚君共和”，并说：“虚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虚尊，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名为皇帝，实不过一冷庙之土偶而已。盖仿英日之制以息争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51页，中华书局，1992年]这多少也道出了从前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真心话，“虚尊”、“土偶”之语，在本质上与“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没什么不同。所以，要说在清末立宪中，是谁在欺骗谁，又是谁欺骗了谁，这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立宪派咄咄逼人地指责清廷是“假立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清廷腐败无能的不满;而能让清廷“欺骗”的罪名臭名远扬，那是因为清廷失去了控制力，而立宪派则掌握着舆论。至于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与其说是他们乐意这么做，不如说是他们只能借助专制皇权去推翻专制皇权，别无他法。立宪派对清廷的欺骗，并不是某个个人或团体的阴谋或阳谋，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且，当某种舆论一旦成为了潮流，很多跟着潮流头头是道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假不辨，更不用说“欺骗”清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