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坚决要(支持)砸烂公安机关的。
在砸烂公安机关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有3.4万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军人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有43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有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被打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有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迫害，有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被审查、批斗298人，隔离审查88人，受处分74人。前任厅长王芳、现任副厅长吕剑光等6名干部被怀疑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押解北京囚禁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所有的人都被审查、打倒过，有45人坐过牢，自杀、死在监狱里17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毛泽东亲自培育、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中国大地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卖淫嫖娼，刑事犯罪案件很少，甚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受到国内外一致赞扬。但是，随着“左”倾路线逐步抬头，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必然要遭到抵制和反抗，社会治安出现动荡。毛泽东运用公安机关对这些抵制和反抗不断进行镇反(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保证了这些运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公安机关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但是对毛泽东而言，公安机关是绝对忠实于他的，他没有理由不信任。
文革前的全国公安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与各省、市公安厅局长合影留念，以致不少其他部门领导人羡慕当公安机关领导。文革前，无论是罗瑞卿，还是谢富治当公安部长期间，毛泽东对公安工作有过批评，曾经批评过“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但那是关心、爱护，从来没有说过、表示过要“砸烂”。文革一到，为什么突然要砸烂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打倒刘少奇，首先拿他的得力干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刀。而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接分管领导政法工作;罗瑞卿更是直接管了十年公、检、法，当了十年公安部长，影响很大。彭真、罗瑞卿被打倒了，他们直接领导的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就好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逃厄运。就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宣部也就成了“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一个道理。彭真被打倒了，他主管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被彻底改组。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底，就被打倒，并不是他犯了什么大错误，仅仅是因为和林彪有矛盾，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林彪领导的军队全力支持，不得不牺牲他，而他当公安部长达10年之久，如果不否定公安机关，也是说不过去的。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的造反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的旗号都是要打倒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但是，公安机关广大干警长期受到的教育是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对党不能有任何怀疑，各级党委就是代表党的，所以公安机关组织起来的造反派基本上是保守的，被称为保皇派，“奉命造反”，就是名曰造反，实际暗中保护“走资派”过关，等时局变了，在党委领导下抓右派，像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一样。公安机关是专政工具，公安干警有组织性、有战斗力，还有武器，社会上不少造反派慑于它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各级公安机关成了造反派造反的最大障碍，不清除这个障碍，文化大革命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公安机关首当其冲成了社会上造反派一致攻击的目标。但是，没有中央、没有毛泽东的允许，谁也不敢贸然夺它的权。文革初期，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要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但是谈何容易，他们请示谢富治;可谢富治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好请示周恩来同意，允许先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分局的权，作为试点，但是不久就被勒令造反派退出，由军队接管。1967年到1968年，正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的高潮，公安机关却成了最大障碍，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在公安机关秘密安排下转移，躲避造反派的批斗。青海省省长王昭，被造反派非法关押，公安厅干部将他秘密接走，送到洛阳治病，连中央想找他也找不到，后来还是公安部造反派奉中央领导命令，把他找到，交给中央。毛泽东为了文化大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进行，就必须毫不犹豫地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以便清除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但是他也担心会造成乱子，所以“砸烂”后，实行军管，没有让造反派掌管。要砸烂、要军管，就必须制造砸烂的理由，中央1968(142)号文件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如果公安机关真的像文件上所说的彭真、罗瑞卿、刘仁(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二把手)是大叛徒、大特务，勾结美、蒋，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他能安全活到文化大革命吗?所以在1970年11月召开的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时，与会代表对彻底砸烂公安机关有意见，要求公安部领导解释，于是部长李震(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司令是陈锡联)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直接写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这个批示没有说彻底砸烂公、检、法是错的，仅仅是说口号不科学。不科学就在于“砸烂”这个词难以理解。改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就能理解了。就是说，公、检、法是有严重问题的，要革命，而且要“彻底”革命。“彻底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仍然是不信任公安机关。这从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上可以看出。“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工作进行了严厉批判，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在公安战线上“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除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公安路线”，“要彻底改造公安机关”。
把“彻底砸烂”变成“彻底改造”，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就合乎“科学”了。
三是毛泽东过去信任公安机关，文革爆发后不信任，并不奇怪。这时的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疑神疑鬼，认为有人要发动政变，搞资产阶级复辟。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从历史的角度，大谈特谈政变经，杯弓蛇影，似乎中国有人正在企图搞政变、搞复辟，以呼应毛泽东的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要搞政变，一是发动军事政变，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而这时军队掌握在毛泽东最信赖的接班人林彪手里，他大可放心;二是利用秘密警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领导人抓起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这样做，只有长期掌握警察大权的人有这个条件。彭真、罗瑞卿在公、检、法系统影响深远，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被打倒，其追随者会不会这样干呢?毛泽东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有不安全感，并不奇怪。十月革命后，苏联秘密警察头子，除创建者捷尔仁斯基过早病死外，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清楚。文革初期，江青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结为她的个人恩怨，难道没有领袖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