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过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彻底砸烂公、检、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影响也很深远。本文就这一事件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进行探讨。
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由于文革前17年，公安机关在公、检、法三机关中一直处于老大的地位，检察院、法院实际成了陪衬，在“大跃进”年代，检察院、法院甚至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名称，其领导人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代替了公、检、法;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被军事管制，而检察院、法院被撤销了。所以我说毛泽东十分重视公、检、法，主要说的是十分重视公安机关，文革中提出的“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彻底砸烂公安机关”。
让我们来考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砸烂公安机关的历史事实：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来京的造反派时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打倒、要砸烂。”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她敢这么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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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12 月24 日，罗瑞卿被批斗后，由四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大汉用箩筐抬着，左脚缠着厚厚的绷带。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毛泽东受到围困，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脱离险境，安全到达上海。7月23日，谢富治、王力随周恩来飞回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接待。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合影，电视台当晚播出。接着，谢富治在公安部大礼堂向迎接他的公安部干部讲述处理武汉事件经过。会议结束后，他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副部级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谢富治是一个有谋略、有头脑、非常谨慎、圆滑的政治人物，他知道领袖的厉害，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他是没有胆量敢假传“圣旨”的。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的代表时，江青诬陷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指的是1965年秋，叶群受林彪指派到杭州告罗瑞卿的状，导致罗瑞卿被打倒)”;“叶群走一步路，都有人盯梢，进行监视”;“公安机关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敢这样公开讲吗?!
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当有人汇报谈到北京市公安局揪出很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900多人时，毛泽东说：“提出砸烂公、检、法，我说好!”据韩爱晶记录，毛泽东还说：“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几人，其余进学习班”。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文革成员。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干部1人，军级干部3人，师级干部10人，团级干部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队干部，进驻公安部，实际掌控了公安部的权力，公安部绝大多数干部被遣送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浩浩荡荡开进公安机关，95%以上的公安干警被集中下放农村改造。一直被称为党的刀把子的公安机关，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警察机构一样，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毛泽东还信任公安机关，能这样干吗?
为了寻找砸烂公安机关的理由，扩大宣传影响，对公安机关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1968年8月9日，谢富治授权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报告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亲自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对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报告，以毛泽东的睿智，他真的相信吗?可是他确实作了批示，而且要全国公安机关军管会，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那样来调查类似问题，这就说明他老人家这时对公安机关确实不再信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