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将虹局迁到华界新区去呢?此中隐情，于醒民在《上海机器制造局若干史实考略》一文中有所揭示。于文指出，李鸿章办虹局，有抗旨的嫌疑，因为朝廷在虹局开办前，就已下谕李鸿章调人、机北上，于天津开办机器局，李并未遵旨，反而加快了开办虹局的步伐，将虹局从生米煮成了熟饭，再来奏请。他还请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出马，会衔《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两人一说，便将此事搞定。此折，还附有《唐国华赎罪片》，这位“唐国华”，便是虹局开办的贵人。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那时，唐在海关任通译，有人告他敲诈勒索，被丁日昌关押起来。恰好李鸿章派丁办虹局，便请唐来帮忙，唐欲赎罪，愿捐银买下铁厂。铁厂索银10万两，唐以4万成交，加上其他生产资料2万两，共计6万两，故李鸿章附片为其开脱：“因华商每遇洋船装货，所议合同及水脚总单并洋行保险凭证，均系洋字，华商往往不能辨认，嘱托唐国华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续因翻译较多，并因到关纳税应给税单妥速，遂各相沿送银酬谢。”照此说法，报酬属于工作酬劳，并非所谓“勒索”。
至于李的那篇奏折，于醒民发现，奏折内容多处不实，如：洋匠科而“技艺甚属周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可半年后，科而便露出马脚：明明只有三十几台造枪机器，偏说有四十余台;明明购厂之价为六万两，偏说四万两：“集资四万两，购成此座铁厂”……
朝廷要机器，李鸿章许诺：就局中机器仿造一份，运往天津。又以“器物繁重，非历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加以婉辞。朝廷要人，他干脆就说：人“不能离沪北上”。朝廷一连向他要人要了四次，他都没理，此何许人也?丁日昌是也!他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不可无丁日昌。
曾国藩明知奏折在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且多有不实之词，还愿意会衔，这只能说明曾李同谋，事实也如此，丁日昌熟悉内情，说虹局：论创议应归曾李两中堂主政。
那时，捻军横行，僧格林沁战死。李知道，朝廷最迫切的，还不是要他的兵工业北上，而是要他出兵北伐，去剿捻。剿捻，乃当务之急，出兵，他义不容辞，于是大举出动淮军主力。他更知，当时淮军之所以能战无不胜，并非淮军本身有多么精锐，有多么能征善战，而是因为淮军有兵工业支撑，以枪炮胜刀矛，战争从根本上转型，军工乃胜利之本。
要他出兵可以，要他输送枪炮也行，但要他拱手交出兵工业却没门。老师是一面大旗，他要高高举起，他自立于军工，老师未竟之业，他要做下去，也只有他能做下去。他与老师“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此间兵家心法，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他不止一次以“我知”者称赞老师“深谋远略”。老师教他“迂缓”，他心领了，《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六有《上曾相》一函，信函中说：“非老于兵事者不能道其只字”。
两人以“迂缓”二字，一唱一和。朝廷要曾氏北上剿捻，曾氏迟迟不动，自称“迂缓”，奏请“收回成命”，“另简大员”督师，曾氏心目中，那“大员”已非李莫属。同样，朝廷要李鸿章赴宁接替曾氏，署理江督，李亦以系合肥人氏当以例避为由推辞。此后，曾氏督师，布了个战局，就移交给李了;不久，天津教案又起，曾氏定了个议和之局，又转给李，以此确立李的接班人地位。
虹局动迁之日，乃剿捻成功之时，李为曾氏传人，非仅师生授受，也为朝廷确认，至于天津机器局，朝廷已另起炉灶，让满人崇厚开办。本来嘛，拆了上海建天津，纯属多余，其实，除了示疑，没有他意?朝廷示疑曾李，但立国之本已然转移，转向湘淮军系，从东南到西北，湘军遍天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