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田先生认为，他们是“次等士族进入最高统治地位这一历史事件的先驱者和牺牲者”，是“次等士族的将门这一社会阶层在门阀政治的变化中茫茫无所适从的表现”。现在看来，在刘裕等次等士族中的优秀者分化出来上升为皇权的同时，如檀道济这样的多数北府兵集团的次等士族仍保持了在大的政治斗争面前无所适从的特点，虽有强大的力量，却认不清方向，不会利用，只能充当皇权和其他权臣手中的工具，正如刘牢之等人只能成为门阀士族的工具。“
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可能是他们的普遍性格，也是酿成他们悲剧的根源。然而，檀道济拥有的北府势力在废立中表现出来的力量，毕竟使宋文帝感到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在讨伐谢晦及元嘉七年伐北魏的战争中，文帝都让自己的心腹，才能远不及道济的另一北府兵将领到彦之担任前锋或统率主力，就表现出了对道济的防范。偏偏这两次战争中，到彦之均失败，而道济一次取胜，一次全军而返，能力与实力进一步显露无遗。尤其是北伐还师后，“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时人或目之日：“安知非司马仲达也”，于是“朝廷疑畏之”。宋文帝不良的身体状况最终激化了矛盾，促成了道济的死亡。“太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彭城王义康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元嘉)十二年(435年)，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元嘉)十三年(436年)春，将遣道济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于廷尉伏诛”。
道济被杀时，被扣上了“潜散金货，招诱剽猾”，“日夜伺隙，希冀非常”，“因朕寝疾，规肆祸心”的罪名，他在临死前也只能“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日：'乃坏汝万里长城。
三、檀道济被杀的影响
道济被杀的同时，“及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司徒从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薄承伯、秘书郎中尊等八人并诛”，“又诛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并道济心腹也。”?他的势力被一网打尽，对皇权的威胁不复存在。
檀道济被杀时，距北府兵第二次兴起已有3O多年的时间，北府兵集团的将领大多病亡老退。刘裕即位时特加褒封的14位佐命功臣中仅存的刘粹、到彦之、王仲德等6人都在此前后相继病殁。北府兵集团上层后继无人，人才凋零。
北府兵下层兵员，在此前的历次内部纷争和对外作战中也损失甚多。如元嘉三年(426年)，谢晦败军之时，他出镇荆州时“精兵旧将，悉以配之”的三万人马，“大军一时溃散”。元嘉七年(430年)到彦之北伐时，“甲卒五万”，战死被俘二万余。次年，檀道济北伐时统兵在三万以上，到回军前夕，也已经“兵寡弱”了。这几次战斗的主力，都应是北府兵。其损失至少也在5万人以上。北府兵主要成分是京口、广陵一带的侨民，而京口的北来侨民人口总数也不过22万。这其中，还有一大半老弱妇孺并非可参军的人员。北方流民大量南徒主要在东晋前期，以后逐渐减少，兵员补充越来越困难。北府兵集团下层的支撑力量也日渐薄弱。
到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派王玄谟北伐时，已是“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此次北伐以刘宋的惨败而告终。司马光在谈到刘宋方面失败的原因时说：“又江南白丁，轻进易退，此其所以败也。”在战场上起主导作用的已不是北府兵，而是普遍征发或招募的江南白丁了。作为刘宋集团前期重要支撑力量的北府兵集团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宋文帝时仅存的北府兵集团中既有战争经验又有智谋的大将，檀道济的死既标志着宋文帝消除了北府兵集团对皇权的威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标志着北府兵集团乃至刘宋王朝的力量就此走向衰弱。
北魏上下听说檀道济已死，都非常高兴，“皆日：'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武帝率兵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瓜步。“文帝至石头城望，甚有忧色。叹日：'若道济在，岂至此。”此时檀道济已含恨九泉十五个年头了。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