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决的先例，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步骤。应该说明这是中国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面对大陆伸出的和平之手，蒋介石从一开始就采取强烈的抵制态度。他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更是心有余悸。蒋介石常说，他倒霉就倒霉在国共合作上了。因此，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样的名词让蒋介石不寒而栗。
9月24日，蒋介石在会见日本议员访台代表团时宣称：与中共做朋友就会成为中共的俘虏，国家要存在就不能要共产党。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向美国寻求援助。
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连声哀叹：“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为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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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蒋介石之所以苦苦哀求美国政府采取“坚定反共政策”，完全是想假借美国人之手圆他的“反攻”美梦。
但此时朝鲜战争的噩梦还深深困扰着白宫的当政者们，他们要比蒋介石清醒得多：“遏制共产主义”是美国一贯奉行的政策，“协蒋保台”也是可以的。但要与中国共产党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美国人是决不冒这个险的!
“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尽管蒋介石依旧痴迷于“反攻大陆”的美梦，对大陆的袭扰更是变本加厉，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努力。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随后，他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5月12日，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程思远时指出，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毛泽东“和为贵”的思想：“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
10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合作第三次!”并当场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12月6日，周恩来在印度马德拉斯答记者问时讲道：“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之间永久分裂。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而且最后会回到祖国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尽一切力量来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