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国女子在田间劳作时被日本兵胁迫，反抗逃脱时遭到枪击，教会的车正要将她送到医院
约翰·马吉：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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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辛德贝格和京特：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进厂。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 “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用小船送到长江北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