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周总理和父亲接见了221厂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总理先请父亲讲话。父亲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5日父亲签发了这份《决定》)。221厂不得夺权，不准串连，“文化大革命”运动只准在8小时工作以外时间进行，违者将受纪律处分。父亲还宣布，由贾乾瑞(解放军8122部队司令员)任221厂军事管制小组组长。
接着，周总理讲话，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221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军管小组领导下，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大多数职工积极投入氢弹的研制试验工作。
特别公函保证实验
为保证试验准备工作的进行，父亲在1—3月份先后批准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4份特别公函，分别要求三机部、五机部、七机部及他们所属承担这次试验协作任务的有关工厂，必须保证所承担的协作任务顺利进行，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何人不得阻挠。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稳定和促进作用。这些工厂都按计划相继完成了所承担的协作任务。
6月12日，父亲再次出席周总理主持的专委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和父亲3人，此时已经被当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可以说是自顾不暇了。
但父亲这时候到了“一心无他”的地步，他就盯着氢弹。
出征之前，我的父亲又病了，发烧，浑身不适。但他没有声张。“文革”以来，他经常生病，不知是不是与红卫兵们对他的“火烧”、“炮轰”有关系，反正他的体质越来越弱了。我和母亲着急也没用。
6月14日下午，父亲赶到马兰机场。17日早晨7时，天还没亮，父亲便乘车来到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云岗。6月17日7时40分，父亲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总理、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说飞机已经起飞，预计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父亲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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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父亲当即答复：“可以!应该这样子，这是飞行员认真负责的表现。”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一时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受‘左’的干扰，在飞机上要不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准时投下。”
这可以算作是这个辉煌时刻的一个小插曲。
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天空中瞬时出现了另一个“太阳”。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