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调查遍及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20多个省市，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黎村苗寨，深山丛林，年复一年，筚路 蓝缕。在山西盂县，我们住过窑洞;在云南的高黎贡山，我们遭遇过翻车。终于，经过18年的努力，日军“慰安 妇”之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血泪“慰安妇”》《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等书籍 陆续出版，2007年，我们在上海师范大学建立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协助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韩国KBS等拍 摄了多部纪录片;并协助云南龙陵建立董家沟慰安所遗址陈列馆和黑龙江孙吴“军人会馆”陈列馆。不仅如此， 我们1999年成立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从2000年起开始发起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生活费活动，并一直坚 持到今日。
广西：寻访人类学典型案例
日本右翼曾提出反问，你们说有几十万“慰安妇”，那么肯定会留下一些“孽种”，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证 人?
事实上我们在各地调查时非常留意受害者因被日军集体奴役后留下的“混血儿”。在云南和山西调查时，我们都 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也曾去拜访过当事人，希望他们站出来。但都没有成功，甚至有的调查员还被幸存者家属棍 棒打出。2006年，关于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是否强制推行了性奴隶制度问题，在国际社会与日本政府之间发生了严 重的对抗，随着美国、加拿大、荷兰、欧盟议会等纷纷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犯罪向受害国和受 害人谢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竟矢口否认，连连说“不”。就在这时，一份战时日军在中国桂林征用当地女性为 “慰安妇”的报道，从日本传至世界各国，被广泛传播。消息传到广西荔浦一偏僻的山村，有位当年的受害者站 了出来，她就是82岁的瑶族妇女韦绍兰。1944年日军入侵荔浦时，她背着女婴在山上避难，不料婴儿的哭声招来 了强盗兵，她被押送到马岭慰安所，成为了性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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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样回忆：“(最初强迫我的)那个日本人，嘴上有一撮须须(仁丹胡)，帽帽上的五角星是黄的，脖子上有 两个领章，帽子后面有一块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 ，我才敢哭出来(说到这里号啕大哭)。我的女娃如果哭，日本人就会打，一打她更哭。有时候日本人会给娃子 吃糖，好叫娃娃不再哭，好叫他们不受打扰。日本人各种各样，有高高的也有矮矮的，年纪很大，四五十岁的样 子。他们大多数用套套，睡了我以后，套套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出去烧。有的人不肯用套套，我也没办法 ，我命苦啊。我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女的，日本人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进来三个……! 后来，我深夜里装作解大便，带着娃娃逃出去，……朝着太阳出来的方向跑了两天，晚上才走到了家。”
但不久，她发觉自己怀孕了，丈夫对于韦绍兰肚子里的孩子很是排斥，但她认为，这个孩子也是一条生命，终于 生了下来，取名罗善学。可是村里的小孩们却叫他“小日本鬼”，在他身上发泄仇恨。
为了确认韦绍兰大娘受害的事实和细节，2008年起的三年春节，我与我的太太陈丽菲教授来到荔浦小古告这个小 山村，吃住在大娘家，进行调查，听韦大娘控诉、哭坟、唱瑶族歌谣……混血老人罗善学向我们提出了一问题：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难道不是战争的受害者吗?这位66岁的老人从小 就遭受欺凌，有残疾，被斥为“日本鬼”，至今孑然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