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地等待组织的联络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中，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十分猖狂，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损失惨重。
1942年秋，沈安娜的上级联系人徐仲航打入国民党的官办出版机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在一个下属部门当上了处长。为了更好地抵挡顽固派的审查，取得更有利的掩护条件，他想为自己搞到一个国民党员的掩护身份，并且希望用三个中央委员介绍的那种特别入党办法，这样才能免去许多麻烦，尽早取得国民党党证。
沈安娜利用关系很顺利地找到了三个介绍人，并弄到了一份特别入党的申请表格。徐仲航拿着表格走了，可到了约定的下一次取情报的日子，他却没有来。
这对沈安娜夫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为了不给特务留下任何把柄，他们赶紧清理家中的文件、材料和可能引起怀疑的书籍、信件，趁着各家各户烧火做饭的时候扔进灶膛销毁了。
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等待，他们担心徐仲航是否能顶得住，不知道今后的工作要通过谁来联系，也想到了各种随时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打击。
此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再没有另派人来恢复与他们的联系。在他们与上级失去联系的这段日子，他们没有停止情报的搜集工作，但看着这些已经搜集到的情报，无法送到上级手中发挥作用，他们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
不久，中央党部给沈安娜分配了一处较好一点的职员宿舍，可他们担心搬家之后会失去上级熟悉的联络点，于是她想了一些借口谢绝了。
从1942年到1945年整整三年时间里，他们掩饰着内心的煎熬与期待，默默地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务员生活。
毛泽东：这是玻璃瓶里面押宝
1945 年10 月，周恩来特派随他由延安一起到重庆的吴克坚与沈安娜夫妇恢复了联系。
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沈安娜逐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毛泽东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
1946 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就是讨论第二天如何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等。通常是他们的会议刚结束，会上的情况就被沈安娜连夜送交南方局。沈安娜常把国民党中央开会时的一些情况和会场的气氛及核心人物的表情、动态，都记录下来，及时传给中共中央。中央领导看后，常笑得前仰后合。如蒋介石讲话，骂他下边人：“腐化!无能!”他下边的人小声反驳说：“说我们腐化无能，腐化无能也是你总裁领导的!”主和派的邵力子说：“完了!完了!都是你们好战的结果!”刘斐说：“大炮就要打到南京了!”有的人还喊：“快把你们的家属接走吧!”会场乱成一团。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中，沈安娜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尤其是蒋介石的言行都被她一一记录下来。她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心脏”的每一次跳动。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只好搁下手中的笔，仔细地在心头默记，等到休息的时间，便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南撤。这时，沈安娜的上级领导吴克坚通知他们夫妇，让他们相机脱身，去上海等待解放。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已换为陈立夫，陈立夫指示机要处长带走最优秀的速记员沈安娜。沈安娜推托说要回上海看一眼家人，然后便一去不归。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和华明之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工作，直至离休。
有人说，共产党人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话说的并不完全准确。
沈安娜夫妇当时尽管都有较为体面的工作，但薪水微薄，再加上物价飞涨，也只能勉强糊口，他们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掺杂着许多砂石并带有霉味的“平价米”，而且还要常常忍受饥饿的折磨。沈安娜每日精神高度紧张，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本来就有胃病，后来又染上了肺结核。她担心让人知道后被解雇，只能隐瞒病情，在会上强忍着不咳嗽，不管多累也要强打精神支撑。其实，像沈安娜这样的情报工作人员，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生来即为英雄，长期深入虎穴的战斗生活磨练着他们的意志，他们之所以能在那个不见刀枪和硝烟的战场上隐忍数年，也许有两个词就足以概括——信念和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