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从在利斯堡我初次见她时要求指定会见日期，以后数日内又一再请求，她却始终未予约见。”
四、“12月5日星期日早晨，我再次打电话给在南京的叶公超，告诉他自从星期三至今我没见过蒋夫人。”
最后，在顾维钧提出他与美国总统会谈的记录后，有了转机：
次日，我把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谈的记录，及11月24日在白宫我和他讨论援华时，交给他的备忘录的抄本，给蒋夫人送去，同时附有致游建文的信，说明我由于刚刚得知蒋夫人离开南京时不了解这些内容，所以把文件送去。我又写道：
也许她对这些文件认为无用或不感兴趣，但是鉴于她即将访问杜鲁门总统并和他会谈，我认为把文件送去备她参考，是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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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她收到这封信后，将不得不找我谈话。同时按照游建文的要求，我送去了一份对报界声明的草稿。
我记载的各次声明，多少是个人性质的，但我把它们列入文件之内送去，以说明我的态度。首先，我认为把情况完全介绍给第一夫人，并向她提出有关这次重要访问的适当建议和忠告，使她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我的职责。虽然我觉得我的处境有些出乎意外而且很不正常，但我终于能够把我认为蒋夫人在和美国总统会谈中国局势之前所值得了解的，甚至是必须知道的情况告诉她，这使我很高兴。其次，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可能也一样)，一般印象总是说外交使团并非总是警觉尽职的。假如一个特别使团未能完成任务，则这种批评更为突出。这是把责任推卸给常驻国外使团的惯用方法。
不出所料，蒋夫人接到我的信后，就通知我去见她。第二天12月10日，她的秘书中午给我打电话，要我下午2点去见她，而这时只剩四十五分钟了。来电话时，我正在办公室，于是我没吃午饭便去利斯堡，两点到达，她仍在吃午饭。我等了约十分钟。先出来的是游建文，然后是她。她板着面孔，不像往常那样愉快和自然。大部分时间她让我说话。我称赞她驾临星期三美国援华联合总会举办的义卖和她的简短讲话。我说，讲话使每个人都高兴，并将产生良好的效果，因为那些美国妇女将函告美国援华联合总会的全国一百多个地方委员会。她听了似乎高兴，并说，她只是讲了几句感谢的话而已。
顾维钧又写道：
我说，我送上会谈记录和备忘录，为的是把杜鲁门总统的态度和想法告诉她。我解释说，我和总统谈话时，他正打算把中国问题提交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但后来我获悉那次会议没有做出决定。我得到的消息是马歇尔说话最多，而且显然对内阁很有影响。我还告诉她，我曾把我国急需军用品的清单先后送交马歇尔和杜鲁门。会议之后，杜鲁门立即将清单提交国防部门处理。我告诉她，总统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是同情的;我们会见时，他向我讲了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天早晨他再度和马歇尔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而且他仍然愿意支持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我的含意是明确的，但蒋夫人显然不愿讨论这一点，因此，我就采取略微不同的方式继续讲下去。我说，杜鲁门固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力，即使他的决定和国务院的意见相反，他也可自行决定，但他过于钦佩马歇尔而不愿这样干。但我指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及在决定撤退美国驻青岛的海军方面，他确实是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向她讲了总统不受国务院支配的一些事例。尽管如此，我告诉她，华盛顿局面的关键在于马歇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