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毛泽东坚持主张保留梁漱溟的职务!他希望梁漱溟写一篇坦白书(虽然这既不给中国带来税收也不带来产品)。他希望这位老封建“成为活教材”。这种把教育作用置于惩罚之上(或者把教育作用当作惩罚)的做法，在毛泽东之前的共产主义历史上还没有见过。
毛泽东令人吃惊地宣布，梁漱溟应该继续留在政协全国委员会，“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他和梁漱溟较量是因为他想要俘获梁漱溟的灵魂，以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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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已经开始了一个将持续25年的斗争，要把边缘粗糙的现实强行纳入理想的光滑轮廓中，这个理想对他来说，比约束他手脚的混杂的现实更为生动。
“我们必将再次信仰宗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百年前说，“政治必将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预见到了世俗意识形态的时代，毛泽东以其中国方式，使自己稳固地置身在这一时代。在他之前的中国圣人们寻求大同世界，毛泽东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他把真理和权力融合在一起。
毛泽东作为半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对待在象牙塔里的人感到愤懑。他不喜欢他们为细枝末节的分歧而进行的争吵，他们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们的缺乏激情，他们明澈的怀疑眼光，他们超过他自己的对技术的掌握。
毛泽东把政和教融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这更糟糕——由于他深切地相信，两者应当融合。
焦虑，成为思想改造运动期间的一种生活方式。预测思想鞭子的下一个目标，成为一种残忍的游戏。一位新闻工作者有节奏地进出监狱，这种节奏，先是让他觉得迷惑，后来让他觉得厌烦了。有一次他又“进去”了，坐在监狱的院子里，告诉自己说，待在铁窗后面大概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5]
毛泽东有时候听起来像弥尔顿(“我不赞颂修道院里的美德”)，或穆勒(“宁愿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6]然而，毛泽东不同意穆勒说真理是有变化的东西。他相信辩论，但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而是为了在每个人心里竖起一个先验的真理。
像弥尔顿一样，而不是像穆勒，毛泽东有个“上帝”。真理不是一个过程的终端产品，而是从某个固定源头发送出来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年的毛泽东是个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相信，社会思想是个科学问题。就像穿着袍子的牧师一样，毛泽东是个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看着知识分子在试管里生长。他对自己的配方很有把握，时不时地加入一些正确思想的结晶体，耐心地等待着预期的合成物出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很喜爱的训诫“斗私”成为焦点。毛泽东的意思不仅是《圣经》所要求的“不要有私心”。“私”这个词既是“自我”的意思，也是“私人”的意思。毛泽东是在告诉人们，不要试图离开已有的共识。在新中国，没有地方，也没有思想空间，留给那些认为对真理有自己的理解的人。
毛泽东是个整体论者，中国式的。他有一次宣称，确实有一个上帝——就是群众。如果群众是个集体，是个单一人格的实体，那么可走的道路就只有一条，而不是多条。人们不可能按自己的方向而离开这条道路。
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的群众是“它”，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7](请回想一下这个关于戴高乐的妙语：他热爱法国，但不热爱法国人。)对毛泽东来说，支持多元性就是支持6亿个人的自私自利。“斗私”的意思不是“利他”。它的意思是“和群体打成一片”。这既是道德法则，同时也是社会学的原则。
“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可能成为私人价值观的汇聚之地，这违反毛泽东要把一切私人价值观都纳入大同世界的努力。
在思想改造期间，许多人都在被要求谴责他或她的父亲时，精神垮掉了。毛泽东对这种无奈的处境一点也不同情，他认为孝顺是来自旧中国的垃圾。毕竟，在毛泽东的眼里，他自己的父亲既是封建秩序的象征，又胸襟狭窄、吝啬小气。
因此，毛泽东认为，一只驯服的羊和一只与羊群在一起的羊是有区别的——这在西方人眼里是很细微的差别。在羊群里，他希望每只羊能说出心里话，自力更生，实行自我修养，而不要驯服。但是，像毛泽东所认为的那样，脱离羊群的生活是不可取的，他需要的是一个羊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