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据6月21日当时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的交代称：
昨天李(立三)与李莎在车上对话：
莎：你什么时间来的?
李(立三)：十点来的。
莎：(在)哪里吃饭?
李：在机关吃的。
莎：走了。
李：再见。
这是押解人常某写的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内容。根本没有向李莎要“几副药品”的内容，更没有要安眠药的内容。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对着李立三的。
李立三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不能多给。我说，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李立三服用的药品包括安眠药，都是由服务员从北京医院取回，由服务员保管配发给他)。胡玉珍说，她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办的。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静，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是笑着向他说：“立三同志，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完全是好意，为了您好。”谈话只得不欢而散，他对我没有办法。
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