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改造与档案真伪
陈徒手此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苦涩往事和艰难处境。他对这些知识分子也主要抱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似乎他们就是时代的受害者。但是我们发现，知识分子的这种艰难处境，固然是强大的政治压力导致，但也不无当事人主动配合的成分。或者说，在这样的暴风骤雨之下，知识分子很快从质疑、冷漠，逐渐变得主动紧跟，甚至学会了一种圆滑的应对态度和处事方式。这样的例证数不胜数。
恰好《温故》第2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刘绪贻回忆第一次执教武汉大学的往事，包括他在内的武大无党派教授们，新中国成立前就志愿加入武汉地下市委的正式外围组织，并主动开展活动，如学习党的文件，宣传《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校内情况摸底，将中间立场的教授会改组为红色教授会等。
杨奎松则在新着《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中，精彩地还原了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位知识分子主动顺应形势改造自己的过程。吊诡的是，正是本书提到的马寅初，新中国成立伊始便自发在北大发起温和的思想改造运动。他的初衷天真而美好，却使毛泽东抓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例证和具体实现形式，将此运动顺利推向全国。陈垣则声称年近八十才找到光明，成功申请入党后，在组织生活中一丝不苟、应答自如、表态老到纯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生来就具有软弱性?很多时候他们是否在作茧自缚?
另一个便是档案资料的真伪问题。陈徒手先生写毕本书后，拜访了北大中文系吴小如先生。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吴先生谈到俞平伯、王瑶篇章的史料问题，说当年系总支向上汇报的材料有不实之处，其中加工的成分不少。由此作者困惑道：“这就给我们后来的学人带来巨大的道德难题：既然党内档案有严重的不靠谱、虚饰、诬陷成分，我们又该怎么分拣、如何核实?密报和人事制度的劣迹又该怎么对待?”我们读者的困惑也十分类似。看来这些档案资料，应该如许纪霖先生讲的那样，“今人在印证当年的档案，特别是组织密报时，不能作为信史，要比勘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