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严密封锁消息,以便他们在适当时机,继续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亲出席了“九大”。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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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会上一言不发。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亲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把他选进来。但他们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他们就是这样从心理上折磨你。
1969年2月5日至10月中旬,父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到北京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其他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也分别到工厂调查学习。叶帅到了新华印刷厂,陈老总到了南口机车车辆厂,徐帅到了二七机车车辆厂,李先念到了光华木材厂,李富春到了南郊木材厂,他们这六位被定为“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下去了。
化工三厂原是个公私合营的企业,工厂不到1000人,设备非常简陋,都是平房,全厂连个沙发都没有,所有人都坐硬板凳,没有暖气。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派了4个人到厂里抓点,他们对我父亲,一是保卫,二是监视。一般说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除了生病或中央有事,父亲每天上午或下午都去厂里,警卫参谋陈兆保和秘书周均伦陪他去。那年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坐在硬板凳上,有时候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听“斗、批、改”的发言,也真够他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腿不好,上厕所很麻烦。厂里只有一个露天厕所,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小便还好办,如果大便,就很困难, 每次都需要有人把他架起来。时间长了,总不是个办法,警卫参谋陈兆保设法给他做了一个特制的便盆,上面是木头架子,下面放一个脸盆,需要时他就可以坐着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