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反清活动和收复新疆的战争中，以江浙富商胡雪岩负责後路粮饷。胡氏借外债1500万两购买军火时，却将官款挪用作周转金，在上海开设阜康钱庄，专作汇兑，分号遍及南京、镇江、宁波、杭州、福州及两湖地区，又在江浙、两湖开设当 23处，在杭州开胡庆馀堂药铺，包揽军队定货。到1872年，其资财已达2000万之巨。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任用与买办、富商关系密切的盛宣怀办後路 台。盛氏在清末成为中国最着名的官僚兼巨商，与他长年经办军火及後勤物资有很重要的关系。李鸿章坐镇北洋多年，掌管北洋海陆军需采购巨额款项，为此外国商人整日在其衙门里来来往往，以行贿手段要求其属下军官及亲信购买各类军用物资。北洋各级将领由此大发横财的不在少数，同时，军队里存在的一些陋规，也成为军官们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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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北洋海军中，按规定每月都有一笔油漆舰身及购买灯油、润滑油、棉纱绳的费用，而且不以支领实物的方式，全折成现金发放。但舰上军官们将钱领来，却很少去买实物，大都塞进自己的腰包。主管近代军工企业，同样是清军将领中饱私囊的一条捷径。军工企业的产品虽然不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但军工企业的生产总与商品、市场经济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些环节便成为主管官员为个人牟取利益的渊源。如沈葆桢主持福州船政局时，所有经费交钱庄存放，每月高达40至50万两，其利息是相当可观的。
继任者黎兆棠在3年任期内，私蓄达60万两之多， 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主管官员竟把物料的采购看成是个人获利的“禁脔”，公然做出规定：凡是局中需要量最大的物料，都要由总办以最廉价购进，然後再由他人出面以高价售给局里。凡欲将物料售於局里，都由总办先与其谈好回扣，然後再谈物料价钱，其捞钱牟利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二、清军经商和走私如此猖獗，其原因何在?
清朝军队的经商、走私活动如此猖獗，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道德沦丧等人所共知的外在因素的影响，更有军事制度不能适应客观外界环境的变化，军人经济地位迅速改变，贫富相差悬殊等内在原因，而且後者的影响有着更直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1、士兵生活的贫困化。清朝军队主要包括八旗和绿营两大部分， 八旗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诸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成员包括满洲、蒙古和汉军，各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和镶黄、镶白、镶红、镶蓝8旗。
清定鼎北京後，它实际上成为了清朝的野战部队，一部分拱卫京城，称“禁旅八旗”;一部分驻守国内各战略要地，称“驻防八旗”。为了维护民族特色和社会等级，清朝统治者将原先“兵农合一”的体制变为世袭的常备兵制，规定八旗兵员一律在16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选，“馀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挑补为养育兵(预备兵)，每月给银1.5两。普`通士兵每人每月发饷1至4两白银，米24至48斛，同时拨给十馀亩至数十亩不等的世袭土地。此外，对在外驻防的士兵还要发给家属囗粮(称“丁粮”)和马草料(称“马乾”)，具体数量视士兵品级而定。士兵出徵时，则在原有饷粮之外，另发“行粮”，标准是每兵每月发银6两，每日发米8.3合，马草2束，料5升。
绿营兵在清朝初年以归附的明军和收编的江南地主武装改编而成的，分驻各省汛地，平时多担任捕盗、守卫等杂役差使，其薪饷普遍低於八旗， 如绿营士兵每人每月发粮3斗，饷银每月1两至2两不等。作为入营在籍者，清廷规定八旗兵平时操练或督率丁壮耕种旗地，战时随军出征;绿营失则担负汛防差操，听候调发，但一律不准经商。
由於清初物价水平不高，加上频频爆发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战、雅克萨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大小金川之战等一系列战事，士兵可以通过出战领取数量可观的赏银、行粮饷、盐菜银、囗粮银等来补贴家用。这样，不仅八旗士兵可以过着较为宽裕的生活，就连薪粮远远低於八旗的绿营兵，也能维持家属一般水平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