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保队”的人数实在太大，有些部队只好就地解决自己捉的俘虏。五十二团二营在街上架起了机枪，把200多名“小保队”集合起来，“突突突”一阵扫射，“小保队”成群成片地倒下了。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后来回忆说： 这些人都还没来得及审查，机枪一响，我看着就突然觉得有些怀疑，这里面不一定都是坏人。在杀他们之前，我亲眼看到一个多说有16岁左右的小孩也在里面。我忙喊：“停下，停下!”机枪停止了扫射，我说：“不该杀的不要杀。”政治处主任蒋科站在路边，看见我们带着俘虏，问我：“你们杀了多少?”具体杀了多少，我也不清楚，我就说：“没杀多少。”蒋科看了那些俘虏说：“你看这些人该不该杀?”我就说：“要该杀我就不带着了，我看也不一定都是坏人。”蒋科就没再说什么。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没杀，其中就有那个16岁的小孩，叫熊仁守，还识几个字，算是小知识分子，参加了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时已经是政治处的干事了。
宋埠消灭了2000多人的“小保队”，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致电纵队称：“你们主动于12月3日，全歼麻城县长及保安大队(8个中队)，其意义不减于歼敌一个旅。特嘉奖并记功一次。”
李德生后来回忆说：
消灭宋埠之敌，震惊了大别山的土顽。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了，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临时调来扫荡的，不可能长期留驻，若与已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为敌，迟早要遭到铲除。宋埠之战就是杀一儆百的实例。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日见衰败，***日益强大，大别山也许很快就会像红军时期、抗日时期那样，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还不如留点后路好。在我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下，许多干过坏事的土顽，纷纷向当地人民政权自首，表示愿意改过自新。一些乡、区的旧政府，也曾出现过抗日时期那样的两面政权，自愿或被迫地为人民做了些好事。
但宋埠杀匪，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刘昌清楚地记得：“我们走了以后，国民党部队就来了，把坑挖开，把‘小保队’的尸体都搬出来，照了许多照片，登在了报纸上，大肆做文章，说是‘宋埠事件’，影响很不好。据说，在国际上都有影响了，损坏了党的形象。”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去采访肖永银将军，提起“宋埠杀匪”这件事，已是83岁高龄的肖永银坐在沙发中，喃喃说道：“宋埠杀了2000多人，虽然震住了土匪，但现在回头看看，是不是杀多了?”
他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六十年代时，李先念来南京，住在南京饭店，我去看他，他还对我说：“那一次宋埠杀匪杀得好哇!”我当时就说：“杀得好是好，但现在回顾一下，是不是杀多了?”
有人为肖永银作传，也讲到了这件事时，颇有感慨：战争环境，有时必须采取严酷的手段——他们不可能带着几千土匪打仗。但毕竟是一夜杀了几千人的血腥场面。有人说，战争就是迫使正常人干不正常的事情。宋埠杀匪，也当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