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2月31日，毛泽东发布了《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1950年的新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同时提出要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医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元旦，即成都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刘伯承出席重庆市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发表入川后的第一次长篇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建设新西南的三项任务：“第一项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西南区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方，也是蒋介石匪帮盘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陆上最后覆灭的地方。因此，治安问题，更加复杂，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很多。”“目前首先就是对分散隐蔽继续造谣破坏的特务匪徒，和流窜在农村的土匪特务武装，必须人人一致警觉起来加以彻底肃清。对散兵游勇，必须进行登记，集中训练，妥善处理。只有这样，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安定下来，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产，经营工农商各业。这是解放后第一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然，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无安全保障。”
关于第二项任务，他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共同纲领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使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他解释这项任务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说：“西南区蒋介石匪帮统治最久，经济遭受摧残最深，解放以前为蒋匪依靠作卖国内战的基地，所受兵灾也最深，临败走时该匪又有计划地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目前困难很多，而首先是如何有步骤地恢复生产的问题。我们必须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是一切任务所围绕的中心工作。”
关于第三项任务，他说：“毛主席说过，生产建设即物质建设与文化教育即思想建设是相辅并行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同时，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为生产建设而服务，是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的。”对西南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特殊意义，他强调指出：“重庆是蒋介石匪帮首脑机关长期盘踞的地方，曾经大规模地开办各种训练班，印发反动的报纸书籍，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灌输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蒙蔽毒害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同时摧残进步文化，封闭进步的学校和文化机关，屠杀进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使进步的思想输入困难。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新的文化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生产建设及其他建设，必然要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刘伯承鞭辟入里的演讲，博得了与会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会场里掌声不绝，欢声四起。他在川中素孚众望，这次发表的政见，表现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又完全切合西南的现状，也符合人民渴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