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站称“劳动大学”筹备处，设在东城区的弓弦胡同15号，这弓弦胡同是个小胡同，就在沙滩附近的东皇城根北街附近;任务是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
第二站称“劳动大学”收发处，设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任务是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整顿和清理驻地周围环境、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人的住宿手续等事宜;
第三站称“劳动大学”招待所，就设在香山，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修缮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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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么重要的党中央驻地叫做“大学”，当然是为了保密，这种做法其实在西柏坡时就有了先例，那时中共中央的驻地被称作“工校”，刘少奇被称为“校长”。一些人不知内情，以为真是学校，跑来投考。这也难怪，你既然是学校，当然就会有人想上学啊。
香山的“劳动大学”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一些人找到这里，要进去报名，弄得警卫人员左右为难，搞得人家小战士有点紧张。不过， 单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劳动大学”这块牌子，对中共中央机关隐身，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保密的作用。
在环境和站点确定之后，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警卫和安全问题，当时的“北平”并不太平，反革命活动，打暗枪、放信号弹、抢劫、盗窃等破坏活动时有发生。
在这样的局势和社会治安状况下，要保卫“劳动大学”的安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承担这么一个重大任务，仅仅靠原来的中央警备团和北平市纠察总队已经远远不能胜任了。怎么办呢?增调援兵。
吴烈，是当时第45军第133师师长
邹衍，是当时第47军第160师政委。
1949年2月中旬，正当部队准备南下时，二人突然接到上级指示，由于第160师参加过一些战斗，有一定的战斗经验，而且队伍中还有一批骨干，绝大多数是翻身农民，政治上可靠。因此决定将这个师留下改为第207师，由吴烈担任师长，邹衍任政委，负责保卫中共中央机关、保卫毛泽东等领导人，同时还负责北平市的卫戍任务。
这是很大的转折。任务变了，斗争形式也由与公开的敌人作战转变为与暗藏的敌人进行斗争。部队不但面临着思想上的大转弯，而且在斗争手段上也必须从头学起。经过短暂的培训，3月初，这支秘密警卫部队悄然由河北固安县开进北平。
这支警卫队的组建对当时北平的安保工作，无疑是雪中送炭，但这远远不够。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一批批特务分子也分别从华北、西北、东北逃亡到北平，北平敌情形势异常严峻。
相关资料显示，当时的北平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特务达8500多人，他们无时不在伺机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