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将中国政府公布的各种统计数据置于特定的政区框架之下，求解1959～1961年中国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口。也就是说，我的方法是从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触摸开始，完成对于一头大象的整体性判断，即努力地通过区域性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研究，复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总数。从学术的立场而言，如果有可能，历史学家也应该完成类似的工作：南京大屠杀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抗日战争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等等。粗略的数据估计，由于没有学术的根基，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质疑，而这种质疑的目的，有时不在数字，而在于一些基本的事实。这样一来，由于数据的粗糙和随意带来的后果，也就不是数据的本身了。这是教训，值得永远引以为鉴。
比较而言，构成本项研究的基础是中国内地的基层政区，所以，差不多所有的饥荒亲历者，或亲历者的后代，都可以从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家乡，可以据此了解自己的同辈或父辈，是怎样或有多少在饥荒中生存，或者死亡。另外，每一个大饥荒的亲历者或亲历者的后代，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调查来重新审视本书所揭示的那段历史。相对于他们而言，作为研究者的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构架只不过是为将来进一步的精确研究搭建了一个还算合适的平台。
除了完成对于死亡人口数据的讨论外，本书还对已有的饥荒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发挥。鉴于各地人口死亡规模的大小差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口死亡规模的大小差异，与其讨论“民主制度下没有饥荒”，不如讨论“同一集权制度下饥荒程度何以存在巨大的差异”，亦即“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出现特大饥荒”或“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只有不大的饥荒”或“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没有灾荒”。我提出的理论解释，相信对于后续者的研究，会有启发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