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宣称隐居奉化的蒋介石依旧牢牢掌握住南京防务，乃至于党政的决策权。因此在一派轻松之下，蒋介石于1927年9月28日与新结交的宋美龄偕游日本，拜会宋美龄的母亲，达成两家联姻的共识。颇有衣锦还乡之意的蒋在日本送字于他效力的日本联队师长“不负师教”四字，并与日本政界人士广泛接触，尤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长时间“恳谈”，取得“谅解”。更重要的是，蒋得到宋家老太太的同意，将迎娶宋美龄。更通过一系列会见日本政商的活动，商借到日方巨款可供蒋介石活动。年底蒋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未来之四大家族初具雏形。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蒋甫下野，武汉方面已无“东征”之名，而权力分配成为当务之急。“下野”文告电达武汉后，汪精卫于8月15日有十万火急电，由九江拍至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速到九江会议。随后则是一系列的妥协、斗争，再妥协的权力游戏。8月22日，李宗仁等代表南京方面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孙科等在九江庐山会议，双方取得妥协，缓住了唐生智的“东征军”。李宗仁回到南京后，与何应钦、白崇禧等于8月26日至30日的五天时间内，在龙潭全歼孙传芳渡江的11个师，扭转了危局。9月间，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开会，联合组成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南京“国民政府”。接着，桂系又联合西山会议派迫汪精卫“下野”。10月，李宗仁挥师西进，将唐生智部击溃，唐部10多万军队尽为桂系收编。
1927年年底，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筹办婚礼，顺便联络江浙财团以取得支持。此际失意于新政权的汪精卫亦回到上海，两人暗通款曲，互相支持，相约复职。12月3日，蒋介石表态支持汪精卫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汪精卫则力推蒋介石复职。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对张作霖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则要蒋出来“主持军事”。
如此态势下，蒋之复出众望所归。国民党中央预备会议顺利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议题，并决定由蒋来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当即解体，胡汉民、孙科等一班人被迫“出洋”。未料一周之后的?12月11日，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桂系借机攻击汪精卫等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蒋介石鉴于复职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参与劾汪。汪精卫也被逐“出洋”。蒋介石则于1928年1月4日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计”，9日正式通电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拥有实权的职务。
蒋第一次下野之时，其任职仅限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至复出，则不仅官复原职，并更上层楼，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一职，并将政权亦一并掌握在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囚禁胡汉民独霸党权
二度下野，同样祸起内政。
蒋大权在手，便立意通过司法条例等令其师出有名。但此举引发国民党另一大佬胡汉民的不满。胡汉民1930年出任立法院长，把持司法大权。但之后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与日本签订了《关税协定》，不久蒋又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系列举动均未通过胡，胡汉民却执意不做摆设，对此大加抨击，两人嫌隙渐深。
1931年初，蒋介石宣布要召开“国民会议”，另制《训政约法》，胡汉民认为“总理之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作出钦定式之约法”。蒋听此言甚为恼火，遂决定给胡颜色看看。
2月26日，他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个请柬，约28日于总司令部晚餐。28日晚胡开完会到达司令部，不见有宴，只见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一人坐在那里。不久蒋介石出来相见，两人发生争执，蒋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后送去汤山。
胡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粤派要人纷纷离开南京去广州，有孙科、古应芬、王宠惠、刘纪文等。汪精卫和邹鲁则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四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要蒋介石“下野”。蒋被迫向中央监委“自请查办”。在两广方面，陈济棠、陈策、李
宗仁、张发奎等相继通电响应，要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而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发出“忠告陈济棠”之通电，进行对抗。
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九一八”事变旋即发生，事发后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各地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9月28日，学生冒雨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11月24日，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5000多人到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对他们说：“如三个月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们不信他的话，次日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告。蒋介石被迫“手书”答应学生“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