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中国哲学史大纲》：“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1918年)《戴东原的哲学引论》：“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起于北宋，盛于南宋，中兴于明朝的中叶，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清朝初年，虽然紧接晚明，已截然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了。自顾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趋向到做学问的一条路上去了，哲学的门庭，大有冷落的景况。”(1923年)《过去一千年来，中国是停滞不前的吗?》：“唐代只是中国文化高度发展的开始，而非巅峰。宋代活字印刷的发明，使大规模的知识流传变得可能，这在文化发展上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是不能估量的。唐代文学的成就，主要只是在诗的创作上，散文的成绩并不理想，至于戏剧和小说则更谈不上。第一个伟大的剧本出现在13世纪。至于在哲学上，唐代缺乏第一流的思想家。禅学和理学的兴起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朱熹和王阳明的成就都迈越前代。”(1926年)《中国哲学史纲要》：“近世时期，则为中国理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远从第十世纪大规模的刊印书籍，以及第十一世纪、十二世纪新孔子学派起来的时代起，一直延长到我们这个时代。每一时期，都占了将近千年的光景。”(1942年)《中国的传统与将来》：“(宋代)理学的兴起是个自觉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恢复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本土文化，用这个本土文化来取代中世纪的佛教和道教。它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并重新解释孔子与孟子的伦理和政治哲学，并以之取代自私、反社会和出世的佛教哲学。”(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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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药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别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1937年)《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王安石为经筵讲官，主坐讲，君则立而听。则相位之更重于君位，而师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从宋代起。社会下层有转超于政治上层者，则宋代之较汉唐，其在中国文化展演之阶程上，不得不谓其又进了一步。明祖废相，成为一君独尊，其事更要不得。而明成祖之为君，则更尤要不得。以灭十族罪方孝孺，其为君自尊，尤更甚于秦始皇帝。此下明代诸君，亦终难与宋相比。此则可见宋代理学提倡正心术之说，对中国文化之大贡献处之终为不可忽视也。”(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