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大野三百年一统后，大乱上一回，生出了一个文化最细密的宋朝。在许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高点。”(1924年)《致王献唐》：“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1931年)
贺麟(1902—1992)《宋儒的新评价》：“宋儒哲学中寓有爱民族，爱民族文化的思想，在某意义下，宋明儒之学，可称为民族哲学，为发扬民族、复兴民族所须发挥光大之学。宋儒格物穷理，几事必深究其本源，理论基础甚深厚。”(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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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骥(1908—1983)《宋代政教史》：“宋之有天下也，历时三百载，华声之大，不逊于唐。然唐之治近于古，宋之治近于今，宋之孕育中国社会民风为纯粹中国型之传统。陶铸中国文化，经过一番创造，多彩多姿，超越欧洲之中古之发展而步入近世期，元明以降之中国社会与文化，实皆继承宋祧。”(1971年)
陈致平(1908—2002)《中华通史》：“从文化方面来看，学术思想发达、道德观念的建立、工业艺术的进步、讲学风气的盛行、出版事业与著述之多，以及海上交通之扩张，均超越前期，呈现一种多彩多姿的状态。一个民族国家武力的盛衰，其表现在一时，而文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宋虽国势不竞，但其文化却影响了契丹、女真与蒙古。它仍然是抟合中华民族的一股主力。辽、金、元之盛，转瞬即逝，而宋人所遗留的丰富文化遗产，迄今仍在，这是我们读宋史所不能忽视的。”(1979年)
钱钟书(1910—1998)《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196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