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防空部队的担架营则由卫戍总部劳动总队的一个营组成。劳动总队以改造流氓地痞和盗贼为名，把当时重庆社会上一部分盗窃犯(还有一部分妓女)抓来，用铁链子拴着强迫劳动，而他们的劳动所得则被上层军官贪污分赃。当然被锁着干活的都是一些安分的犯人，甚至是一些政治嫌疑犯。至于那些真正的扒手窃贼，却被看守们私自放到街上继续偷窃，偷来的东西就交一部分给总队的官长分赃。防空司令部成立担架营时，从中挑选了一部分身体强壮的去当担架兵，规定由犯人自己连环担保。而实际上所选的都是些扒手惯贼，这些人平时穿着便衣或军服在街上进行偷窃，一有警报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抬担架。靠这些扒手盗贼搞救护，救护的效果可想而知。
“五三”大火中守城部队竟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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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3日至4日，一场大火把重庆市区的房屋烧去十分之九，人员死伤无数，是重庆空前的大惨案。造成这一惨案的主要原因，是日军飞机施放了燃烧弹，但重庆防空部队的贻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驻在重庆郊区的国民党部队有6个师，还有许多独立团营单位。火灾发生后，卫戍总部下令所有部队立即出动救火，但几乎无一响应，反而纷纷向卫戍总部索领救火器材，卫戍总部也就一筹莫展。刘峙只知道在电话里训斥那些师团长：“你们如果不把火扑灭，我就杀你们的头。”而那些师团长却把困难数了一大堆。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舆论责难下，刘峙下令，担一挑水给一元钱，这才调动起数万军队参加救火。本来起初只有二十多处火头，此时已经是满城大火，广大市民的损失极其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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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火灾发生后，许多达官贵人都直接打电话给防空司令部，要求派救火车去。当时并没有统一指挥防火的机构，防空司令部也只是临时抓差，达官贵人们常常持刘峙手令调动正在救火的车辆去先救他们的宅第，以致火势很快蔓延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