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研究蒋介石的日记成为潮流。
杨瀚觉得，政治人物的日记只能反映他一定程度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他全部的思想活动，特别是他的政治活动。“蒋介石一天批的公文发的电报可能有几千字，可他的日记最多是几百字，少的几十个字，这个能反映一个政治人物的整个思想状态么?”杨瀚看蒋介石日记有几个感触，蒋介石在里面有骂人记录，有打人记录，但是从来没有杀人记录。“蒋介石一生中杀的人比打的人要多得多。”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再来看“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沟通。“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给蒋介石发了电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九一九”、“九二零”、“九二一”、“九二二”的日记里只见到他骂日寇，但是他没有任何要反抗的表示。从南昌回到南京后，他一下军舰就召开会议，确定依靠国际解决东北问题。“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确定下来的。”杨瀚注意到，蒋介石从1927年的济南惨案开始，每天日记里都写两个字“雪耻”，“从1927年写到1931年，从1931年又接着往后写，一直写到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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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唯物，什么叫唯物?就是唯事实。有些事蒋介石没有档案，现在发现从‘九一九’到‘九二七’，南京政府给东北方面的回电一个都没有。这个怎么解释?”国土遭遇外敌侵略，作为中央政府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这很不正常，杨瀚判断“蒋介石别的档案都那么齐，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几天没有东西，已经说明了问题。”
杨判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失去了军事供应系统与财政供应系统——这促成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杨瀚称，关键时刻张的部队没有军饷，作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专门给他调钱解决燃眉之急。
同时，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事中不断失利，使得张在南京政府的地位受到了负面影响。“国民党开五全大会的时候，张的两个师刚刚被消灭，张学良到南京，很受奚落”——这更促成了张杨的走近。
历史的混乱
“在历史夹缝中，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竟然做成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杨瀚如此评价祖父杨虎城。与习惯自己思考的张学良不同，当年杨虎城会与他的机要秘书讲心里话，而且有时候听他们的意见。
善于决策又敢于决策的杨虎城最终带出来一支强悍的西北军，“他当时两个军，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冯静斋的九十七军，这两支部队西安事变以后就分化了。冯投靠蒋介石，孙蔚如的部队被缩编为第四集团军，但抗日的时候，这两支部队都打得非常好。”
西安事变前，杨控制着西安城。
但是张学良始终犹豫不决——这符合他的性格。在此之前，中共已经与张建立了关系，1936年以后双方构建了一段蜜月期，中共人员频繁往来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张学良见了共产党之后，态度也就更积极了，跟杨达成了更大的共识。原来杨一直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共同抗日。”有一天张问杨怎么抗?张一直讲他要劝蒋抗日，然后杨说你根本不可能劝动他。
事实上张杨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在杨瀚看来，“张学良只是对抗日这个问题上和杨虎城有一个共同点，但是对社会的认识跟杨相差甚远。”
这个时候两广事变发生。1936年广西、广东派人来找杨虎城和张学良，要联合起来反对南京政府，共同抗日。当时张学良和两广达成一个协议，两广起兵以后他们也起兵，他们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出陇海、出潼关，切断陇海线和平汉线。
但是问题出来了——“蒋介石特别聪明，他通过召开五届二中全会的形式，把各地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全部调到南京，开会的同时，集中力量，又动兵又动钱，解决了两广事变”。
杨瀚的说法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杨虎城并不赞同张学良去南京开会，“张学良非要去”，在几个月的会议时间里，在西安焦急等待的杨虎城没能收到张学良的反馈，直到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张学良返回西安。
此后，蒋介石来到西安督促张学良“剿匪”，杨瀚说，这让杨虎城觉得有了很好的机会“逼到最后关头，因为他不做(抓蒋)的话杨虎城自己干，因为杨说让蒋介石不能再走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