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主席默许的最大的‘特殊化’”，程汝明说，因为毛泽东睡眠不好，有时一天只能睡一两个钟头，工作人员怕他睡觉时被外面路过的车吵醒，所以就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挂上这两个牌子就说明主席正在睡觉，这会儿不管多大的官我们也请您绕行。”
可是也有不按命令办事的。
鸟!
有一年，正月初一早晨，菊香书屋外的树上一直有鸟在叫，工作人员见状着急了，纷纷找东西赶鸟。虽然地上有石头，但是没人敢用，因为大家都觉得石头落地时那“啪”的一声比鸟叫更可怕。后来有人用路边的土和着水弄了几个泥团。泥团上天，鸟飞去，泥团落地，“噗”一声。程汝明他们松了口气。
“大饼”里的肉，没能瞒过毛泽东
“困难时期”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程汝明因此得到命令：以后不准做肉菜了。这事着实让程汝明愁了一阵。为保证毛泽东的健康，肉肯定还要做，但既然毛泽东已经嘱咐过了，程汝明又不敢把肉做到明处。
想到毛泽东爱吃的葱花饼之后，程汝明准备“把肉放在暗处”。
程汝明是山东人，喜欢吃大葱，刚进中南海的时候，他很希望能与毛泽东“奇味”共分享，可毛泽东偏就对葱不感兴趣。1958年的一天，执着的程汝明试着做了个葱花饼。这个小点心的配料不过就是葱花、盐和五香粉，却被毛泽东品出了滋味，以至吃完之后，毛泽东连说“再给我一个”，从此开始欣赏葱香。
1960年除夕，程汝明偷偷往葱花饼里加了猪肉。
程汝明觉得，“放在暗处”最好能化肉于无形，恰巧毛泽东平时爱吃肥肉，于是那天晚上，程汝明就用一块肥猪肉熬了一碗大油。做葱花饼的时候，程汝明把这碗“液态猪肉”和进了面里，而且还在葱花里掺了几个肉丁。当时毛泽东并没觉察出这顿饭内藏蹊跷，只是盛赞“程师傅的大饼做得香!”
然而没过多久，“大饼”里的那点事还是露馅了，程汝明随即被告知“不许再做‘大饼’”。
其实即便是在粮肉丰足的年代，毛泽东的饭食也很俭朴。至于年夜饭，程汝明记得住的好菜，只有一个罗汉大虾，倒是有几次除夕中午剩了菜，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一定要让程汝明端上桌来。
由于毛泽东每月的伙食费要从当月的工资中扣付，所以程汝明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菜做得既可口又省钱。比如毛泽东爱吃鱼，逢年过节的时候，程汝明就会做个鱼头豆腐。尽管如此“鱼”菜，纯属以偏概全，但毛泽东却非常满足。
1962年春节前，程汝明随毛泽东到了上海。除夕那天，上海市政府为了显得红火喜庆，特意给毛泽东送来一篮红鸡蛋。不过毛泽东并没因此高兴，反倒觉得有点浪费。就在这年春节之后，善于精打细算的程汝明被毛泽东派给了江青，“要把江青同志的伙食费控制好”，毛泽东在和程汝明谈话时如此交代。
“江青不太懂得节约”，程汝明说，“但对饭菜也不像外面传的那么挑剔”。江青喜欢吃甜食，所以过年做饭的时候，程汝明会专门为江青加个什锦布丁或奶油蛋糕。给毛泽东安排的加菜则主要是各种做法的辣椒，比如程汝明发明的烤辣椒——洗净的辣椒整根放到火上烧烤，待表皮烤焦后入盘，加糖、盐、豆豉，最后点鸡汤收汁。“主席基本上一口一根”，程汝明说。
进入1960年代，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开始刻意改变一些饮食习惯。“主席酒量很大，以前过年的时候，白酒、红酒、黄酒都会喝一点”，程汝明说。不过由于牙病渐重，所以毛泽东后来就不再喝酒，除非是在重要的外交场合。1970年代后，毛泽东经常咳嗽，辣椒因此也不再受宠。到了晚年，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毛泽东最终把心爱的红烧肉也戒了。
1976年1月30日，毛泽东平生最后一个除夕。那天下午，毛泽东破天荒地提出晚上要放爆竹，工作人员为此专门去西单买了一些花炮。“那时候主席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程汝明猜测，“他大概是觉得放炮可以驱邪，带来健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