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夏天都过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总也盼不到解放军登陆。我们心烦意乱，这一年有两件事记忆最深。第一是8月份的胡清河事件。记得是1950年的8月份，我在师部医院听到一个消息，在118师师部担任看护的胡清河(他原是251团二营的卫生员)偷了两个篮球胆下海泅渡回大陆去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们3个人好几天都心神不定，一是担心胡清河能否安全回到大陆，二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泅渡返回大陆呢?然而，自从胡清河偷渡大陆事件发生后，118师各部加强了对我们这些人的看管。看护班班长陈鸿声再也不准许我们到海边散步了。第二是获悉解放军战俘开始被遣返。年底，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去年被押往台湾的许多被俘战友，已经被国民党用船送回大陆了。说是这些解放军战俘都很顽固，留在台湾于国民党毫无用处。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后悔为什么要主动留在金门岛充军，否则，现在岂不也被送回大陆了。当时被押送台湾的4889名解放军战俘，除去千余人在高雄补充国民党军，更多地被运往台北内湖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不少人因伤、营养不良或迫害而死亡……经过甄别分化威胁、审讯感训之后，台湾方面认为，与其继续关押那些顽固不化的俘虏，不如配合“反攻大陆”放回去成为解放军的负担。
于是，分3批将900多名年龄较大、受过伤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解放军战俘遣回大陆，剩余人员则基本都被补入国民党军队。第一批是1950年3月释放了小批级别较低的解放军战俘;第二批于1950年7月18日共529人由台北乘火车到基隆上船，22日到大陈岛用小船送往荒无人烟的头门山岛;第三批于1950年12月11日共387人由台北乘火车到基隆上船，12日送往人迹罕至的马祖岛和白犬岛，第二天被渔船发现后送至福建长乐、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所有归俘都被集中到10兵团福州招待所。以上只是最大的3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归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随同一批南日岛的解放军战俘一起回归。
在金门岛上，我随国民党军353团卫生连先后驻扎过盘山乡、下堡乡。这段时间，我时常会陷入一种恐惧之中，就像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边缘，自己随时都会跌落下去，跌入巨大的黑暗与悲苦之中。有一次，我由下堡乡往118师师部医院送病号，意外地遇到我的老乡战友崔秉俭。我俩都是20周岁，他是博兴县纯化乡崔家村人。崔家村与东王文村乡土相连，互有婚嫁，他的未婚妻就是我们东王文村最漂亮的姑娘。当初我亲眼看到，他因身高体壮被挑选留在了金门岛，这时他就在琼林118师354团扛机枪。这次碰面，我们曾非常认真地商量过“遗嘱”：无论谁活着，一定要给老家捎个信，告诉父母———战场被俘并不是儿子变成了胆小鬼，是没办法呀!父母千万不要伤心抱怨我们，我们心里更难受呀……还有，未婚妻是好姑娘，要让她另找人家出嫁吧。最后我们抱头大哭了一场。
1951年9月，国民党军118师要从金门岛调防台湾岛。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思绪纷繁，晚上通宵面壁，经历了平生的第一次失眠。我心里很清楚，一旦去了台湾，离开与大陆近在咫尺的金门岛，这意味着什么。在乱哄哄走向码头的路上，许多人叽叽喳喳、磨磨蹭蹭，看起来许多大陆籍国民党兵，似乎也不愿意到更远的台湾岛上去。我观察着、思索着怎样能留在金门岛，但是根本没有机会。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登陆艇非常颠簸。拥挤的人们东倒西歪地坐在舱底，随着机器单调的轰鸣，都无精打采。我因一夜失眠头脑昏昏，内心更加陷入无尽的懊悔与绝望之中。早知今日，不如当初始终跟大伙待在一起呢。登陆艇航行了一整天，天色暗下来后，徐启辉、胡作亮和我坐在一起，窃窃私语，商量如何寻机跳海，可登陆艇四壁是高高的钢板，我们跳不了海!最后，我们只能无奈地闭上眼睛，相互间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各自心底都在默默流泪……咳，算起来我们在金门岛一共待了1年零11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