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赫德是英国人，他把持着总税务司的职位，英国在中国海关上的利益就有了保证，所以英国政府也紧盯着赫德，不能因贪腐而失去这个职位。赫德自然也知道不能因自己的丑闻而给英国政府丢脸。
新关建成后，税收稳定上升，成为清朝统治稳定可靠的财政支柱。到了1887年，总理衙门还把各省原由常关负责的鸦片厘金的征收工作移交赫德所主持的海关。庆亲王奏称“若饬税司(总税务司署)经理，收数必有起色”。
清朝的最后几年，清政府甚至把常关也完全交由新关管理，税收也随之有了显著增加。以天津常关为例，接管前每年最高收入不过45万两，接管后，竟多至百万两。
1911年，赫德死去，被清政府赏加太子太保衔，这种恩施，不要说是外国人，中国人也很少见。
由此可见，新关制度确较常关制度优越许多。这也说明，在贪污成风的社会，如果严格执行行之有效的制度，也能辟出一片清新纯净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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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文章以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和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海关洋员涉嫌贪污为例，指控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存在贪腐行为。按理，指控他人贪污，应当有确凿的证据才是。可惜的是，该文对史料的掌握粗疏，依据的材料属于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之辞，有些内容明显是错误的。
吴文指控海关洋员贪污世博会经费说：“(1904年世博会，清廷)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这段文字依据的材料是《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记散鲁伊斯(即圣路易斯——笔者注)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一文，该文对本次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开支有专门介绍说：“华员：伦贝子用费多寡未详。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他项未详。洋员：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并附有一个“记者按”，称“此次赛会，闻中国政府约费170万龙元之数”。
《东方杂志》这篇文章多次用了“闻”字，说明它本是道听途说之辞，要用它作为立论的依据，首先要分辨其正误。关于中国参加该次世博会的经费总额，《东方杂志》文章说“约费170万龙元”，吴先生从其他材料中知道是“75万两白银”，这两者本来就存在矛盾，若思维缜密，当不难发现其问题。然而，吴文却将二者混为一谈，说75万两银子“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却不知道两者根本就不相等，犯了常识性错误。
按照75万两白银折换成龙元为170万元的逻辑，1龙元应当折合0.44两银子。然而稍知经济史的都知道，晚清龙元虽复杂多变，但1龙元的价值主要有折合白银0.72两和1两两种情况，而以折合0.72两白银(与墨西哥银元相似)为主，从未有折合0.44两白银的情况。《东方杂志》文章中有“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说法，黄开甲是本次世博会中方副监督，负责“国亭”(相当于中国馆)建造，建国亭花费45万银子众所周知，据此可推论《东方杂志》文中所说的“龙元”应该就是银子两，170万龙元应该就是170万银子。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为参加1904年的世博会到底花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的具体用途是怎么样的?到底是哪个环节存在贪污?指控海关洋员贪污是否有真凭实据?
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清廷任命溥伦为正监督，黄开甲、柯尔乐为副监督。溥伦为皇族，爱新觉罗氏，贝子爵位。黄开甲是广东人，1872年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耶鲁大学肄业，回国后主要在盛宣怀手下工作，时为候补道台。柯尔乐(即《东方杂志》文章中的“阿乐尔”，吴先生文中的“柯乐尔”，但在清代官方文献中为“柯尔乐”)是美国南方人(他的家乡就在圣路易斯或附近的州，这是他被推荐的重要原因)，时任东海关税务司(吴先生文章承袭《东方杂志》文章之误，说他是海关副税司)，由赫德荐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