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万银子的筹办经费是黄开甲、柯尔乐估算提出的。为了筹措这75万两银子，弄得举国骚动。各省迟迟不能凑齐，黄开甲动身前往美国建造国亭时，户部只能请江海关先行垫拨。
75万两银子的花费，主要分成三部分：溥伦支取15万两，用于其行程开支;黄开甲支取45万两，用于建造国亭;柯尔乐支取15万两，用于采办展物。三项花费中，现在所知的最具体可靠的材料是溥伦的开支。溥伦回国后向主管世博事务的外务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呈报了详细的“出洋收支经费”，分为薪水、置装归装、礼物、川货、客寓、赏耗、捐款、杂费八项，一共花掉了153328.08两。
黄开甲支取的45万两银子爆出了中外皆知的大丑闻。据事后各种猜测，黄建造国亭实际只用了四五万两，其余大部分被贪污。晚清着名报人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于1904年9月5日刊登参会回国的某人的日记，说黄“仅用极劣木料造卑小之中国房屋十余间，其外观颇类中国之小土地庙，而造屋土木各工皆由广东带去，价廉工贱，是以工料统数无论如何皆不出四万两之谱。随员等回国后痛恨黄开甲所为，遂谓其费不过数千金……”
黄开甲建国亭到底花了多少银子?现有三个材料：一、上述人士之说，“计实用美金二万七千余元，此外全数为黄开甲侵吞”。二、同一天的《中外日报》登出黄被弹劾的新闻，说“才用美币二万五千元，酬应贵人，约用数万元，余皆乾没为己有”。三、1904年第89期的《外交报》有评论文章说黄“以值二万美金之房屋，报销四十五万两”。由这几条材料可知，黄开甲建国亭只花了25000美金或27000美金。当时1美元约值中国银子2两，所以是5万两银子左右。这个数据应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次年列日世博会建国亭等花了约6万两，“规模宏壮，方驾列强”，而黄开甲所建质量不佳，曾出现门窗损坏、漏雨而被迫停止开放等情况，质量比不上列日世博会，因此实际花费不应超过列日世博会所费。
黄开甲领了45万两银子，建国亭实际上只用了5万两光景，贪污如此明显，遭御史弹劾、舆论指责都在情理之中。《中外日报》文章说，黄开甲“前次被人揭参，已派亲贵查办。闻黄开甲汇银十八万两入京，大约可以弥缝了事。现闻又有人续参，不知能彻底清查否?”《外交报》说“黄开甲以新进之微员，而敢侵吞巨款于千夫所指之地，事已发见，辄入十八万金于北方，而即可脱然无事”。由此可知黄开甲贪污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为免受追究，还曾向北京汇回18万两，大概有盛宣怀等人帮助说话，最终不了了之。
与黄开甲贪污巨款情况明显相比，柯尔乐支取15万两银子置办参展物是否存在贪污则查无实据，《东方杂志》文章说“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显然不符史实。吴先生文章据之得出“海关洋员如蝇嗜血”、“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的结论，立论无据。据有些材料透露，柯尔乐置办展物，是委托上海於仁保险公司承办。那么柯尔乐到底是吃了回扣，还是与该公司合谋贪污?怀疑是可以的，要坐实却需要证据，但从现有材料看，并没有有力的证据。
当年柯尔乐主持置办的中国参展物有不少小脚女人的缠足弓鞋、鸦片烟具等让中国人丢脸的“国粹”，因被外国人取笑，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不满和声讨。因此，柯尔乐置办中国参展物不当确属实情，但若论其有贪污行为，以现有史料看，因缺乏确凿证据，按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只能暂时宣判其无罪。
另一些新闻中，有中国商人指控柯尔乐及帮办巴士伯等刁难、勒索华商的说法，此事内情如何，到底是他们违规收取参展场地费用(当时中国商人因其租用场地过小而不能完全展示货物，因而极为不满，存在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展地而柯尔乐、巴士伯要求商人自己出钱的可能)，还是有其他原因，尚不得其详。新闻中也有黄开甲随员欧阳祺克扣华商钱财货物、中饱私囊的说法。
由此可知，指控1904年世博会中柯尔乐等海关洋员贪腐并无实据。其实，即便柯尔乐等人确有贪腐，也不足以证明晚清海关存在腐败及否定《衙门》一文的结论。因为柯尔乐、巴士伯等海关洋员在世博会中的作为是个人行为，而不是代表海关履行海关公务。1904年世博会中方已取得主导权，中方有正副监督，柯尔乐等人只是被暂时委以主持展览事务之任，与海关事务无关。《衙门》一文针对的是晚清海关作为“衙门”这一官方机构为何从整体上杜绝了腐败，要否定《衙门》的结论，应该去找海关衙门事务的史料，而不应去找非海关衙门事务的材料。
清代官场，特别是税关贪污腐败的史料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却找不出几个贪污腐败的例子。据统计，在赫德近半个世纪的任期期间，挪用海关资金等涉嫌贪污的案件不超过5起。晚清中国税关存在常关、洋关的区别，两者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可谓“一国两制”，而制度绩效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想一想：为什么晚清海关已基本杜绝了腐败，当代的海关却有“远华案”之类触目惊心的腐败，晚清海关的反贪经验就值得好好研究和总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