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无论如何，蒋介石还是在1950年1月17号，公布了第一份日本军官名单，附记中透露，聘用日本教官来台的目的，在于教育训练和建立整军计划。蒋介石把他们，希望把日本的建军基本的几个精神，能够通过白团，把它拿过来变成国军的，老先生要建军，希望将来要反攻的一个基础。
凤凰卫视2010年1月30日《皇牌大放送》节目：白团——蒋介石日记日本将校团揭密
陈淑婉：每个人都有秘密，有人一辈子把秘密藏在心里、带到坟里；也有人把秘密写在日记里直到身后才被挖掘；有些人的秘密是家事，有些人的秘密却牵扯着复杂的家事和国事。在中国近代史里有一号人物他天天写日记，写了五十七年一天都没间断过，他是你我都耳熟能详的蒋介石。
方智怡（蒋经国三媳妇）：这批文件，是暂存于胡佛档案馆，我与胡佛研究所所签的合约……
解说：方智怡的这个决定，比蒋介石生前嘱咐死后五十年才公布日记的遗愿，整整提前了二十年。这一本本蒋介石的日记里，有着他对家事国事最真诚的告白。
解说：就在字里行间我们发现了，从1945年开始，蒋介石日记的背后，还有他一段不能说的秘密。
解说：2008年8月，凤凰卫视台湾摄制队历经三年的筹划，终于获准进入美国史丹佛大学内的胡佛研究所，计划拍摄蒋介石日记的原件。
解说：RichardSousa是研究所的馆长，他深知蒋介石日记保存在这里，意义非凡。
RichardSousa（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很感恩能承接这项特别案件，自1919年起，胡佛研究所即享誉盛名，能够依照捐赠者的意愿暂存并且保护这批资料，让我们觉得非常荣幸。正因为完整收藏这批珍贵史料，很自然地使我们所内的资料，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地位。
解说：为了迎接这一批神秘的日记档案，馆方以最高机密的规格，将它存放在一个叫做volt的地方。
LindaBernard（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副馆长）：当初我们是把资料收藏在胡佛研究所的地下室，那是专属研究人员的区域，我们从未对外公开过，我们的确对蒋介石日记做了一些维护，我们把每一页日记制作成微胶卷，然后把一页列印成绿色纸张，来这里的研究者，只允许查阅绿色影印本。
解说：胡佛塔是胡佛研究所的象征性建筑，有着白墙红瓦的外观，看起来非常雄伟。尖塔的两侧是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办公大楼。面对胡佛塔正面的左后方，研究栋地下二楼是volt的所在地。对绝大部分的胡佛研究员来说，这是个秘密禁地。
解说：蒋介石的日记原件，就这样被层层的机关保护着。
RichardSousa:我们将这批史料单独分开存在，特别独立于其他馆藏之外，放置在研究大楼封锁保存。因为那区域还收录其他各类重要收藏，第一必须是可以掌控的环境；第二是可以确保一般人无法进入查阅这批史料。
解说：从2004年11月开始，胡佛研究员Dr.Myers，受蒋家家属方智怡的邀请，前往加拿大，带回了大批的蒋介石日记，那是个奇妙的旅程。
Dr.Myers（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当我取得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最在意的是，能否搭上飞机回家越快越好，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导致资料遗失的憾事发生，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被人跟踪，我很欣慰这些珍贵资料最后能安全抵达这里（胡佛研究所）。
解说：对同样是胡佛研究员的郭岱君来说，Dr.Myers运送日记的心情，她最清楚。
郭岱君（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他（Dr.Myers）很可爱，他很可爱，他去拿了这个档案，因为这是历史的一刻，所以他拿到档案之后，把它拿到旅馆以后，他立刻打了电话给我，他说岱君，你一定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说你在哪，他说我现在在旅馆，他说我脚边地上，放的都是蒋（介石）的日记，但是是没有开封，一盒一盒的，他说放的都是，他说这是历史的一刻，他说我非常的兴奋，非常兴奋，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都不离开我的房间一步，他说因为太宝贵，万一丢了怎么办，他说我吃什么东西，我都是叫客房服务进来，我都不出去了，他说你一定不能够感受到我的感觉，我说我一定可以感受到你的感觉，你知道又兴奋，又觉得这个非常地戒慎恐惧，因为责任非常的重大，所以他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兴奋，因为已经是老先生，可是讲话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兴奋，我到今天都还念念不忘。
解说：历时一年日记档案的重新整理，胡佛研究所终于在2006年3月，第一次公开蒋介石日记的内容。
解说：就在第三次日记档案公开之后，我们发现了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迎接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接踵而来的历史难题。
解说：这是抗战胜利当天，蒋介石最真实的心情告白，他得把共产党的既有势力放入“接收”的考量里。同年10月10号，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五项协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合法领导地位。
解说：而早在协定尚未展开前，蒋介石也已经和日本达成协议，要求日本军方将国府视为主要的接收对象。
郝柏村（时任国民政府陆军连长）：芷江它是日本宣布投降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他（蒋介石）去受降，代表中国战区受降，但是受降我们那时候还在，何应钦还在云南还在贵州，但是陆军总部何应钦的前进指挥所，在湘西已经到了芷江了，所以就命令冈村宁次，派人受降程序怎么做法，要接受这个命令。所以冈村宁次就派了他的副参谋长，叫金井武夫到芷江来，那么何应钦派他的参谋长萧毅肃，代表何应钦来接见金井武夫，就发布一个命令给他（冈村宁次）。因为那个时候，他要接受蒋委员长的命令，这个命令告诉他，最重要的就是，你（日本军人）在每个地方，每个战区你向谁投降，因为那个时候抗战，共产党它也跟着受降，要争取这个受降，它也要接受这个日本的投降，当然是委员长不同意，当然你不可以对十八集团军来投降。换句话说日本军队的缴械，一定要缴械给蒋委员长所命令的。
解说：这本名为《潜行三千里》的日文书，是二战期间，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迟政信自解除战犯身份之后，对外发表的第一本书。书中提到，为了躲避英军的追捕，战后滞留泰国的政信，曾主动向戴笠主持的军统局海外组织请求协助进行逃亡，像政信这样表态反共，而与国民政府结合的日本军人的力量，的确在二战结束，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情况下，积极的向国民政府靠拢。
解说：事实上，蒋介石在战争结束前两年，就已经开始思考和日本的战后关系。一场开罗会议，让蒋介石决定了战后他对日本的基本态度。
黄文雄（旅日自由作家）：蒋介石向罗斯福要求说，中国军队要占领九州，但是按照罗斯福来讲，他说你（中国）算什么，我们美国牺牲那么多的那么大，那怎么能够九州让你占领，所以罗斯福总统，我看他那个很多日记跟回忆录里面，他对这个蒋介石要求，是马上拒绝掉。
解说：此时蒋介石深知，他很难从这次的战争中得到日本的任何赔偿。对外，蒋介石除了得面对日本这个头号敌人，对内，蒋介石还有与共产党之间的彼此较劲。
解说：此时蒋介石知道战争结束后，日军将不是他的主要敌人，他得拉拢日军加入自己的阵营，来面对一场更艰难的硬仗。
陈淑婉：几乎写了一辈子日记的蒋介石，在日记中留下450万字大量的史料，这些私人纪录解开了若干历史疑团，其中有一项疑团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何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的政策，他的考量和国共之间复杂的恩恩怨怨有何关系？许多秘密就在日记的背后我们有了新发现。
解说：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蒋介石的这番谈话，对辛苦抗战八年的军民同胞来说，内心感受错综复杂。
张令澳（抗战期间蒋介石侍从室人员）：他（蒋介石）这广播，是告全世界人民书，实际上对日本人是宽大的政策，对敌人好像也不要（恨），要有爱，我始终是很兴奋，大家都兴奋，抗日战争一胜利，我们是兴奋万分，而且我跟着蒋介石先生，到过中央广播电台，他讲话只有几分钟，蒋介石这广播，告全世界，这“中国同胞书”已经完了，我有对他有批评的，他对中国的照顾得少一点，对这个日本他倒讲了很多，对中国，中国老百姓八年多少苦啊，他的好像体恤安慰的话很少。
何金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陆军上尉营长）：我们中国人很懂得同情心，恻隐之心啊，确实很好，但是也没有特别打他们（战败的日军），就是骂两句啊，或者拿脚踢两脚啊，甚至于日本人投降了以后，把他遣送回国的时候，我们规定他一个人带两条毯子，金银不要带啊，但是我们搜查的人也不严格，甚至老百姓看见了，他（日军）带什么东西也不管了，只要他放下了武器以后，我们很少欺负他。
解说：蒋介石的宽大政策，后来被日本的报纸解读为“以德报怨”。
黄文雄：当时没有电视嘛，只有收音机嘛，按照所有收音机纪录，没有找到一句是“以德报怨”的啦。
陈鹏仁（中日关系专家）：“与人为善”就这四个字嘛。
解说：战后“以德报怨”的对日原则，其实有着蒋介石对中国战后的整体盘算。
郝柏村：他（蒋介石）恨日本人，他非常，他整个的包括最后大陆失败，没有八年抗战，他怎后会把大陆丢掉呢，失掉呢，抗战胜利以后，老“总统”（蒋介石）是对日本人是没有好感啦。
杨碧川（《白团物语》作者）：蒋介石最大的考量是要，如果能够利用日军去打共匪是最好。
黄文雄：最主要的，当时我认为蒋介石，他是对于这个精神方面的，如果不学习日本的话，可能打不过共产党。
解说：战后国府的接收工作，在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前，零星冲突不断。
解说：1945年9月，国府部队连长何金浪和共产党部队在汉口外围发生冲突。
何金浪：无政府状态嘛，当然沦陷区比较乱一点，过去在我们抗战的时候，沦陷区就很乱，那有国民党的部队，也有共产党的部队，还有那个伪军汪精卫的部队，还有地方上的游打游击部队，这样子很乱，他们（日军）一批人，小部队日本人在那偏僻地方，他（共产党）把他（日军）围到，围到叫日本人交枪，那日本人当然是，他当然打完了，他当然是不管你什么，他（日军）就把枪交给共产党了嘛，邯郸就是共产党接收的，邯郸外围还有几个县份，都是共产党接收的，那时我们的部队都在南方，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到北方去。
解说：然而，整体战事最紧张的，要属东北地区。1946年1月，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在北京签订停战协议。但是一封封从东北各地传回来的讯息，让蒋介石坐立难安。
解说：不到半年的时间，共产党在东北的兵力，已经是国民党的二点五倍。此时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国共之间的停战协定，他主动向共产党宣战。蒋介石的举动，让来华调停的马歇尔非常的不满。1946年7月29号，美国国会宣布，停止对国共的军事援助。
潘邦正（国际政治学者）：实际上中国内战的发生，在其实这个外表上，是两个就是国共之间的对抗，但是实际上在背后呢，实际是国际集团的一个对抗，尤其是美苏的一个对抗，所以如果说是美国发表对国共之间不再援助的话，对国民党的打击自然很大，那对共产党来讲，他还仍然是有这个苏联的支持，所以会造成这个国共势力的一个增长，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就是非常非常大。
解说：失去了美国的军援，蒋介石顿然失去倚靠，他得寻找新的援助，他想到了二战期间驻内蒙古的日本中将根本博。
黄文雄：战争结束的时代，那个苏联的总动员是，从这个东北攻下来，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就动员几百架的飞机，几千架不是几百架，攻那个满洲，所以一个礼拜以内，就把满州攻下来，但是根本博他的部队，是驻内蒙古的参谋总长，所以苏联的军队攻下来的时候，被他（根本博）打回去，打回那个西伯利亚，蒋介石认为，怎么有这么强的部队，他（蒋介石）非常欣赏他（根本博）。
解说：事实上，早在北伐期间，根本博就是蒋介石的旧识。留学日本的经验，让蒋介石十分明了日本军人的作战精神。
孔令晟（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陆军副营长）：他们（日军）呈现方式，最重要的话，就是不能完成任务，自己有辱于自己的国军的话自杀。
孔令晟：夏之龙（音译）是个旅团长，就在我的阵地前面阵亡了，因此这个，他的攻势就停止下来了，那么旅团长他有一个警卫部队，警卫部队就上树林了自杀了，集体自杀，日本精神不得了啊，这一点的话，连美国人都佩服，所以老先生（蒋介石），特别重视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解说：抗战前三年，蒋介石倡导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学习日军精神的第一步。
黄文雄：新生活运动整个内容，就是如何学习日本军人的生活，就是日本部队冷饭都能够吃，那个中国部队要煮得，热热的才能够吃，这样子打的话，打仗不能胜。
解说：1946年5月，蒋介石还都南京，此时他和根本博有个秘密会面。
黄文雄：他（蒋介石）去见根本博的时候，他就跟他（根本博）讲，他说我们一定会国共内战，所以拜托你，你的军队借给我，还是你最好能够帮忙我，帮忙我们打国共内战，那根本博跟蒋介石讲，他说我没办法，因为军队不是我的是天皇的，所以我还要还给天皇，但是我个人可以帮你的忙。
杨碧川：根本博是戴罪之身，因为他算是战犯之一，他怎后可以答应（蒋介石），而且在那个状况之下，中共已经表明说要惩戒战犯了。
解说：碍于联合国处置战犯的规定，蒋介石向根本博的秘密请求，最终还是无法实现。
杨碧川：当时是五大国嘛，英法根本不可能管到中国这边的事，那后唯一可以介入中国的，就是苏联跟美国，那么苏联显然那时候，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那么如果蒋介石发动这场战争是用借日军的话，那你想苏联会不会，苏联会有什么动作，那就太明显了。
潘邦正：那个时候刚刚抗战胜利，所以那个时候跟日本人往来，我们的推测可能是秘密地在进行，因为是没有办法公开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中国有人仇日情节，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在抗战胜利之后仇日嘛，这个是没有办法说，你要跟日本人合作。
解说：尽管这一次的秘密会面无法兑现，但是借助日军的力量，已经成为蒋介石心中的一步暗棋。
陈淑婉：当我们一步步接近蒋介石心中的暗棋时，这位原本在台湾被神格化的领导人物，竟然变得如此清晰。因为日记里头，有着蒋介石最人性的一面，从1945年到1949年的蒋介石日记里，我们发现这是他人生变化最剧烈的几个年头，当时他的内心经历了胜利喜悦、挫败甚至愤怒的心情变化。日记是历史档案研究的一部分，从中可以掌握当事人的内心变化，是重要的历史研究参考。蒋介石嘱咐身后五十年才可公开日记内容的遗愿，或许有他的道理，但是蒋介石的家属为何愿意让日记提早公开，并且让日记暂存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日记公开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的镜头一起深入胡佛塔的内部，探索日记公开前後的精彩细节。
解说：随着潘邦正的脚步，凤凰卫视摄制队来到史丹佛大学的象征性建筑——胡佛塔，乘坐要先解除门禁才能够进入的电梯，登上了最神秘的十一楼。
解说：这里是早期美国胡佛总统退休后的办公楼层，这间位于胡佛塔十一楼的研究间，约莫十四平方米，历经三年的寒暑，潘邦正默默地在这里，逐字研读蒋介石日记，他是蒋介石日记的把关者。
潘邦正：他（蒋介石）在这个1927年之前，就是说他私生活多，私生活多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家事，家事的部分比较多，基本上我们刚刚强调过，就是说除了家事之外，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要保留的，所以1927以后，大概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的。
解说：没有经过馆方特别批准，一般人是无法进入这里的，小小的研究室里摆满了蒋介石日记的复印本，但是初期他们也历经了用微卷看日记的辛苦。
潘邦正：我们当初的时候是用这个微胶卷，所以要用眼睛趴在，一个镜头上去看，然后因为那个微胶卷，需要调它的左右上下，还有它的焦点，所以每天那个眼睛，就是说非常的累，然后每隔一小时还要点眼药水，看得很辛苦。
解说：这天下午，宋曹琍璇和潘邦正和往常一样，讨论着蒋介石日记。宋曹琍璇是宋家第三代宋仲虎的妻子，来自台湾，熟悉中文的宋曹琍璇和蒋家往来紧密，她是蒋宋孔家族档案的重要把关者。
宋仲虎（宋子安么子）：大概还有二十到三十箱档案，是用中文写的，因为我不太懂中文，所以我请我的太太（曹琍璇）去帮我看，她也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我认为它让她更了解了历史。
宋曹琍璇（宋仲虎妻子）：这个史实资料，我的角色是因为正好我是家属的成员，然后正好我是可以看得懂中文，那我才被放在这个位置上面。
解说：2004年7月方智怡来到美国，和宋曹琍璇的先生宋仲虎，共商两蒋日记的保存难题。
宋曹琍璇：Leo（宋仲虎）一直是劝她（方智怡），要赶快捐出来，因为我们觉得，对她们一家人的安全也有影响，那可是呢她们一直踌躇的，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虽然我先生一开始，也是推荐胡佛，可是她们还是犹豫。
解说：方智怡的犹豫，起因于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的特殊性。
潘邦正：我想是有一些人会质疑的，质疑（蒋介石日记暂存海外）是政治目的，可能会有一些质疑，但是我认为，日记不应该称为公财，因为它的毛笔字它的内容，都是蒋（介石）先生他自己写下来的。
解说：2004年是蒋介石日记决定暂存胡佛的关键年头，那一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反蒋”政治活动成为民进党执政的主调之一。
潘邦正：二二八事件他们一直认为蒋（介石）是元凶，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对于中正纪念堂，对于蒋公铜像的一些破坏，一直到草山行馆的被烧，这些事件都会造成他们一些压力，认为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这些事情也是造成说，她（方智怡）必须要在海外寻找一个安全地的一个考量。
解说：方智怡曾经主动试探蒋介石日记存放在台湾的可能性，但是她失望了。
方智怡：台湾目前没有一个所谓的“总统图书馆”，那历任的总统，他们一定有他们一些需要保存，需要可以展示给“国”人看的资料，在当时我做这些呼吁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压力当然是很大，台湾的这个国史馆，他们也认为说他们在保存方面，他们在这个，应该是能够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中研院，他们也能处理，我绝对不否认说他们能处理，我绝对不是说，在把国外的来当作firstpriority，就是优先处理，在国内没有办法得到有些帮助的话，那我只有寻求另外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史料。
解说：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反蒋的政治气氛，成为蒋家决定将日记暂存海外的最后助力。
解说：蒋介石日记公开三年以来，每年寒暑假，总有大批的华人学者，来到胡佛进行日记档案研究。看着蒋介石日记暂存胡佛的热潮，总是参与讨论的郭岱君，永远忘不了2005年的那个圣诞节。
郭岱君：每一箱的这个盖子都打开了，然后我就根据这个目录来点收，非常的多啊，非常，因为蒋（介石）的日记就有七十七册，那另外还有一项经国先生，他的日记很多，所以我就跪在地上点收，因为摆在地上，那个地是大理石的地冰冰的，可是我看得那个点那个，我真的心热血沸腾，真的是热血沸腾。一箱箱地搬到档案库里面点收好，把档案库关好，大家都说我们终于完成一个大事，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安安心心地，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地过一个圣诞节。
解说：2008年，蒋介石日记开放三年以来，杨天石每年都会来到史丹佛大学。这天他依旧起个大早，前往胡佛研究所，等待馆方开门，展开日记研究的一天。
杨天石（蒋介石档案研究专家）：我为什么对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估计得比较高，就在于一个看法，我认为蒋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我看蒋（介石）日记呢，我注重几方面，特别是很多重要的政治活动，你在公开的舞台上面在公开场合，你看不到的，你看到蒋的日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蒋一方面，在抗战的时候和美国站在一起，但是同时蒋对美国，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有很多意见。
解说：尽管蒋介石日记里蕴藏着大量的政治讯息，几乎所有和他接触的重要历史人物，都会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但是有一号人物，他在1949年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军事伙伴，却几乎从未出现在蒋的日记中。在蒋介石的内心深处，这一号人物是天机不可泄漏，还是他是蒋介石真的“不能说的秘密”呢？
陈淑婉：蒋介石日记里曾经有一位，仅以“日人”表示的谜样人物，1949年9月2号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日人根本博谈话讨论组织反共义勇军”，此时史学家才知道原来这位日本人，正是二战期间日本驻内蒙古中将根本博，从日记的书写年代我们发现，当时正是国民党政权几乎全面崩溃的时间点，国民政府已经撤退到最南方的广州。在这个蒋介石政权几乎是后继无援的时刻，这位曾经与中国为敌的日本中将根本博，为何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里？蒋介石内心真正的盘算是什么？而他的部属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位战败国的敌军将领？蒋介石心中的挣扎，要从1949年8月美国放弃国府的声明开始看起。
陈鹏仁：白皮书它是一个超过一千页，大概我记得1100页的一个，整个美国政府的正式的文献，那讲出来的时候，而且呢，它讲说，你国民政府跟国共内战的失败，甚至于现在我这个马歇尔，美国的调停失败，都是呢，你国民政府本身是贪污是无能，所以呢，是导致了这种结果，所以呢蒋介石认为说，这个是对我们国民政府一个，是对他个人最大的一个耻辱。
解说：这是1946年马歇尔调停失败以来，中美关系的最低点。消息发布后第二天，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心情。
解说：美国的最后决定，让曾经与美国并肩抗战四年的国府，面临新的外交困境，失去了美国这座靠山，蒋介石得独自挑起和共产党继续缠斗的责任。
解说：此时，突然现身在台湾的根本博，提供了蒋介石一个新的选择，这是根本博在蒋介石日记留下的第一次纪录，日记中，蒋介石只以“日人”称呼，没有写出他的真实姓名。
解说：1949年8月9号，蒋介石自重庆飞到台湾，并且嘱咐当时台湾的保安副总司令彭孟缉，准备招待两个月前自行偷渡来台的日本人根本博，这是个极为机密的行动。
杨碧川：中共方面，当然会在国际上制造舆论，那美国也会吓一跳，那你用，等于说你用纳粹战犯一样，这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蒋介石）必须秘密进行。
解说：黄文雄是旅日多年的自由作家，九零年代他从日本友人明石元绍的口中意外知道，根本博偷渡来台的秘密。
黄文雄：他（明石元绍）父亲给他（根本博）在九州叫做SAEKI那个港口，找到那个渔船，能够让他偷渡到台湾来，两个人的事，可能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到底两个人谈到什么内容，按照那常识来判断，可能他（根本博）不会，给他讲得那么详细，是互相了解，讲一个说，我（根本博）有任务，我要到台湾来。
解说：1949年5月，共产党已经渡过长江，此时一批在抗战胜利后因接收事宜和蒋介石建立关系的日本军人，在日本已经跃跃欲试，其中也包括根本博本人。他在蒋介石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偷渡到台湾的行动，这是一行人偷渡来台的证明。
门田隆将（日本媒体记者）：1946年8月，根本博完成遣返日军的任务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继而发生激烈的内战，此时根本博在这个时候回到日本，同时也是在这个时候，根本博开始思考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协助蒋介石。1949年，根本博坐着渔船偷渡去台，他（根本博）的偷渡行动，还是基于他的个性使然，日本当时在盟军的管理下，武力完全被解除，每个人都想过平凡的生活，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博还是偷渡去台，要去协助蒋介石，这对日本人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事。
黄文雄：日本的一个军人，他对约定一定会实行，当蒋介石的部队退到台湾的时候，他（根本博）就准备到台湾来，实现他的（约定），帮蒋介石的忙。
解说：1949年5月24号，根本博等七名日本军人搭上26吨的机帆船，从九州出发前往台湾，根本博等人搭乘的小船，在航行途中，遇上了台风而被吹往琉球，后来被美国海军警备艇救起，并且在1949年6月10号，被送到台湾的基隆港。但是此时，根本博却被国府部队扣押了一个多月。
黄文雄：关到收容所里面的话，他（根本博）就说，你怎么给我关，我是跟蒋介石“总统”约定来的，但是那个海防部队，认为他是疯子发疯了，蒋介石会跟你这个，穿这个渔夫，会跟你渔夫怎么有约定，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但是呢，最后那个话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面，那蒋介石吓了一跳，你怎么给我收容起来，这是我跟他谈的，我拜托他来的，你给我，所以就把他放出来。
杨碧川：他（蒋介石）就派曹士澄跟彭孟缉，把他（根本博）接到北投的招待所，我们可以说，根本博他有主动想来到台湾，那么他一定会投靠蒋介石嘛，那当然是唯一的选择，那蒋介石是不是，是不是一定会，一定要收容他，那才是大问题，可是对蒋介石而言，有一个蒙古军总司令，要来帮忙他，那简直是天大的喜讯。
解说：就在1949年《中美关系白皮书》正式宣布后，一心想挽回颓势的蒋介石，对根本博作了这样的决定。
解说：1949年10月，金门岛屿一场被名为“古宁头”的战役，让蒋介石发现这位曾经为敌的日本军人，此时竟变成了战友。根本博前往金门战场，暗地协助当时的金门总司令汤恩伯。
郝柏村：汤恩伯同根本博，一个叫根本博，根本博大概是驻华北派遣军的，在华北，他们都是日本士官的同学。
陈鹏仁：有人呢就主张说要他（根本博）来做老“总统”（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但是有很多人反对，所以呢后来，他就做汤恩伯的个人的军事顾问。
解说：尽管国府将领面对这位日本军人根本博，有着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情，但是根本博在古宁头战役中提出的“布袋战术”，着实发挥了关键作用。
黄文雄：金门的古宁头的战争，就完全跟那个宫岛之战一模一样，怎么守要怎么伪装，要让他们攻来以后，再开始动作怎么样，都完全一模一样。
杨碧川：诱敌深入，干脆让你的军队先上来，然后我再打你，那么对中共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打过登陆战，他们（解放军）只能划木船上来，那根本博的方式，你既然划木船上来，我干脆让你全部上来，然后我就躲在两边，等你上来的时候，我再开坦克车，用大炮坦克，一下子把你全部歼灭在，登陆那一刻。
解说：事实上根本博到台湾的消息，一直到古宁头战役后两年半，也就是在1952年6月25号，才被日本《读卖新闻》披露，“他的偷渡行动纯属个人行为”，其实不只是根本博，就在根本博回到日本以前，另一批日本军人已经进驻台湾，他们成了蒋介石台面下的“影子兵团”。
陈淑婉：1950年韩战爆发后，扭转了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美国军援的蒋介石，暗地里还有一步棋，那就是以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首的白团。当我们翻阅1950年的蒋介石日记，曾经出现“白鸿亮”这号人物，白鸿亮到底是何许人物？这一集我们将为你揭开蒋介石“影子兵团”——白团的神秘面纱。
解说：当天蒋介石在文告中写道：抗战胜利结束至今不及五年，国事演变至此中正领导无方，弥用自责，惟有鞠躬尽瘁，补过去缺失，策未来之成效。
解说：此时蒋介石相当自责，看着统治区域只剩浙江的大陈岛，福建的马祖、金门，台湾以及海南岛的蒋介石，其实早在一个半月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解说：1950年的初期，韩战（朝鲜战争）尚未爆发，美国对台湾保持中立，但是英国已经决定支持毛泽东政权，蒋介石打出了“自力反攻”的基调。但是事实上，早在1949年9月10号，蒋介石就和二战期间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旗下的将领，签下了协助台湾建立作战训练计划的契约，契约上写：该更进一步密切合作共同迈向防共之路，代表国府签约的人是曹士澄，他是1949年国府驻日代表团的武官，他代表蒋介石和冈村宁次签下台湾和日本秘密军事合作的计划。
陈鹏仁：就是内藤，后来就，他（曹士澄）本身呢又去，他们两个去看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医院，给冈村宁次报告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可行不可行，冈村宁次说，这个很好呀，这个事应该可以做，因为这个是好事情嘛，对盟军那边也是可以帮助，所以就开始派白鸿亮来跟他们谈，然后曹士澄，他找他的同班（同学）内藤，内藤找他们的同学，这样组织起来的，然后再签约是这样子的。
解说：这是1950年代台湾和日本极为机密的军事合作，但是美方已经掌握了情报。
陈鹏仁：事情呢，在日本的报纸登了以后，盟军总部就是麦克阿瑟那边，认为说这个问题我们要关心，就把那个冈村宁次，因为冈村宁次是白团的催生者，就是他把它（白团）弄出来的，就是它的一个龙头，所以呢就把冈村宁次请去了解，那么冈村宁次当时对麦克阿瑟表示说，我们这样做是合乎美国的国策，后来美国觉得他这样讲，他并没有妨碍美国的国策，他的所作所为合乎我们美国的利益，所以呢，他（麦克阿瑟）就睁一眼闭一眼，那就好嘛，你做你的事好了。
解说：就在苏联和美国对立的五零年代里，美方默许了蒋介石和日军的合作，事实上自从二战结束之后，这一批批返回日本的军人，在日本国内和联合国的双重压力下，成为矛盾的“社会边缘人”。
杨碧川：美国占领下不准军国，就是要铲除军国主义，那这些军人，当然没有工作了，第一个就失业了。
中日关系专家陈鹏仁：一般来讲，那个战后的日本非常之乱，那很多很多军人还在穿军服，因为他没衣服穿嘛，那一般的那个老百姓，看到有些军人是会讨厌，日本投降的时候的陆军大臣，叫阿南他就自杀，他切腹自杀，还有好几个那个日本的军官，在皇宫前面自杀也有啊。
解说：这样的政治现实，让蒋介石和冈村宁次的合作出现了契机。1949年10月13号，国民政府撤离广州，此时人在东京的冈村宁次，派遣日军少将参谋富田直亮，前往重庆协助蒋介石。
陈鹏仁：冈村宁次就派了那个白鸿亮，还有那个曹士澄，他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叫做内藤跟他们一起，38年11月14号，还陪老“总统”（蒋介石）到重庆去一趟。
解说：1949年11月17号，国共双方在重庆外围的彭水和秀山等地发生激烈冲突。隔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富田直亮对西南作战的敌情和地形判断相当正确，只是富田直亮的名字，在日记中变成了“白鸿亮”。
杨碧川：富田直亮的判断是，所谓军心散涣还不如说内部不合，内部已经有人准备要跟中共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仗打下去，那他（蒋介石）除非，他又不能从台湾调兵过去，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不赶快撤退的话陷在那里，还不如回到台湾，保住这块老本。
解说：此时共产党部队沿着长江，突破南川，逼进重庆市南方。11月30号蒋介石采纳富田直亮的建议撤守重庆，但是富田直亮早在两天前，已经利用“白鸿亮”这个假名和GHQ盟军总部情报员的假身份，搭机经香港飞抵台湾，当时他还带了另外两名日本军官，海军大佐杉田敏三和步兵大尉荒武国光一起赴台，他们都有个中文名字。
陈鹏仁：红白对抗嘛，白团就是对抗那个红，这些人都是留一个名字，留一个名字，然后就取一个稍微比较特别，容易记的容易喊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就这样，一个以对抗红色为宗旨的白色团体，加上团长富田直亮的中文化名叫做“白鸿亮”，所以这个日军团体被称作“白团”。
解说：这是从成都撤退来台的蒋介石，第一次和白团成员在台湾互动的纪录，日记中蒋介石称他们是“日本教官”。
解说：1950年1月17号，人在东京的曹士澄，发了一份报告给蒋介石，指出挑选日本教官的条件有五点。
黄文雄：日本那个陆军士官学校可以说，很多都是东京大学毕业，再去考那个陆军士官学校，非常多，那个可以说日本最精华，就是在那个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所以蒋介石非常向往。
解说：可是这些经过蒋介石批准来台的日本教官，来台初期也遭到各级将领的质疑。
孔令晟（圆山军官训练团日本教官学生）：我们的不但是军方的高级人员，包括政治上党方面，党的高级人员包括陈诚，孙立人在里面都反对。
郝柏村（圆山军官训练团日本教官学生）：孙立人当然基本上对日本教官这个（事），他（孙立人）是有意见的，因为他是美国VMI（维吉尼亚军校）的，他受美式的军事教育，但是美国的指参教育，他也并没有受过，他也只受美国的养成教育，所以他当然对日本的军事教育，他有一点点成见，但是他也没有说是，一定说反对不要，他也无权反对。
解说：无论如何，蒋介石还是在1950年1月17号，公布了第一份日本军官名单，附记中透露，聘用日本教官来台的目的，在于教育训练和建立整军计划。
孔令晟（时任海军陆战队参谋处长）：老先生（蒋介石）把他们，希望把日本的建军基本的几个精神，能够通过白团，把它拿过来变成国军的，老先生要建军，希望将来要反攻的一个基础。
郝柏村（时任国民政府上校随从参谋）：美国强调的是火力优势，一切的部属啊，绝对的是优势，日本的军队，它是强调的我们如何以劣势的装备来打这个优势的装备，这一点很适合我们的需要，所以这是军事思想上有这个不同。
解说：就这样1950年代开始，陆续偷渡来台的日本教官，隐姓埋名加入蒋介石的整军行列，他们的本名少有人知，可是他们的形象却清楚地留在学生的心中，也清楚载于一篇篇蒋介石的日记里。
陈淑婉：在台湾有一种军事动员体系，主要是让服完兵役的男性，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场所迅速集合，这套制度是这些二战的日本军人白团，为蒋介石“反攻计划”所设计的动员体系的一环。白团在台湾总共留下大约一千册的作战教本，可是在美国和国际情势的限制下，这些作战计划都只是纸上谈兵，白团解散的背后究竟隐藏了蒋介石怎样不可言喻的心情？就让我们从1950年以后的蒋介石日记看起。
解说：1950年初期，蒋介石在白团的策划下，完成三次大型的海陆空演习。
何金浪（时任国民政府陆军连长）：他（蒋介石）天天就想反攻大陆，最后呢，胡子都白了还想反攻大陆。
孔令晟（前蒋介石官邸侍卫长）：死的以前还在反攻。
解说：一心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来到台湾以后，对白团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研究共军渡海犯台的可能性，他甚至采取了二战期间日本敢死队的战略。1950年2月1号蒋介石日记摘要：空军敢死队之编训，听取富田防卫台湾计划之说明。
解说：只是秘密号召神风队员和陆军干部来台的举动，在日本政府公开反对军人来台以后，变得更加隐密。
陈鹏仁：他们就透过香港籍的船，减少这个船员的人数，白团的人，写中国人的名字，拿他的那个船员证，那么就，递补他们的船员，就到香港，那么就从香港偷渡到台湾来，来了之后他们是很低调，不能太公开身份，而且呢吃饭的时候，也不能讲话，因为讲话讲那个日本话，尤其在香港就有这个事情啊，他们要等船，他们吃饭呢都不能讲话的，所以有香港的餐厅以为说，这一批都是哑巴，都不讲话的。
解说：冈村宁次甚至还得隐瞒白团成员的家属。
陈鹏仁：前后四批加起来有八十三个人，那么在日本本土，他们呢就特别给这些军事顾问的，他的家眷讲就说呢，他们是去替冈村宁次做事情，连信也没有，人也见不到了，有的太太就以为说，我先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行踪不明报警去了报警察，要警察来帮忙找她先生。
解说：就这样八十三名白团日本教官，在家人不知去向的情况下，陆续从香港偷渡去台为蒋介石效力。
陈鹏仁：他们说我们这些军官加起来，等于有，可以指挥三个师团的一个实力，他们这些人来了，各行都有，有做情报的，有做训练的，有做动员的，有做通讯的，有做指挥的，都有啊，都是为了教育来的。
解说：位于台北大直的海军总部，是1950年5月设置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下面，圆山军官训练团的原址，郝柏村当年就是在这里接受日本教官训练，他的班上都是中校以上的将领，胡宗南也是同班同学。
郝柏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我们过去的将领只有打仗的经验，当连长当排长很勇敢，当了师长一个团，两百人指挥得很好，两千人指挥就不见得对了，原来光是用步枪很好，再用炮兵再用工兵在一起，用了就不会用了，我们的毛病是在这儿，所以这个要，要来补强他们，你像胡宗南做过，带过几十万军队，到了台湾来和我同班，当然老“总统”（蒋介石）是希望他训练，将来有机会反攻大陆，指挥大军。
解说：1952年7月圆山军官训练团，从大直搬到北投近郊的石牌，并且改名为实践学社，李桢林和杨鸿儒都是实践学社白团教官的学生，彻夜拟定反攻计划的想定作业，令两人印象深刻。
李桢林（实践学社科训班第四期学生）：想定作业，作业都是攻击作战，这个我们打仗，都在广东浙江打，今天是训练教育，那就是说，写个你教育的地形，写个这个想定的地形，他（日本教官）选出来，来做教育。
杨鸿儒（实践学社日本教官学生）：做那个作战计划和这个各种判断，人事判断，情报判断，作战判断，后勤判断，大概晚上六点钟，做到第二天六点钟才写完，你想都想了半天，才晓得喔这个应该这样打这个仗，所以就要训练你说，你就要有什么样的经过，你才会知道啊，一切都你要自己作主啊。
解说：加强学生的攻击作战教育，是1950年代蒋介石要白团训练的重点，而一直没有以学校形式公开成立的实践学社，早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顾问团随即来台之后，也成了坊间所谓的“地下大学”。
李桢林（实践学社科训班第四期学生）：有人啊别有用心啊，称那个实践学社为这个地下国防大学，他（蒋介石）认为这是不肖份子，他讲，他把他称为不肖份子。
孔令晟（前蒋介石官邸侍卫长）：这边还要接受美援还要接受，从美国人的承诺是不是啊，这个是现实政治他自己还要做这个事情（指白团）不容易啊。
解说：1952年11月26日蒋介石日记摘要：蔡斯对我政府训练充兵计划坚决反对，美国务院既定政策决不愿台湾人民青年与我国军打成一片也。余对彼无理反对可置之不顾，应照既定计划进行切勿终止也。
解说：1952年11月来台将近两年的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表达了反对台湾拟定充兵计划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仍然坚定嘱咐当时的参谋总长周至柔，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白团的工作。
解说：坐落在北投温泉路上的招待所，是白团成员来到台湾的第一宿舍，邻近温泉地的环境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些日本教官生活安排的用心。
孔令晟（前蒋介石官邸侍卫长）：在日本的生活没有在这边的条件，是被优待的好嘛，他们（带）家眷过来的，住在阳明山上，在石牌附近也有行动自由。
杨碧川：那这是，当然上面是蒋介石的命令说，尽量给他们（白团）方便，当时台湾一个人大概两三百块薪水，就很高了，他们的月薪是六千块，比较特殊的是，蒋介石会照顾他们就是说，从日本直接把那个什么，味噌什么都带过来，让他们不会觉得说，啊好像被隔离的感觉。
解说：圆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彭孟缉，甚至把日本教官拟定的动员演习计划和法令草案，当作蒋介石六十三岁的生日寿礼。
郝柏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这个动员制度是白团对台湾，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把已经退、当过兵的退伍了，他已经做了大老板，做了（什么）不管他，他还没有满四十五岁之前，随时要叫他到部队来，要打仗要动员起来，如果达成动员，我们一次可以动员五十万人。
解说：如今白团建立的后备军人动员制度，依旧在台湾实施着，但是蒋介石和白团日本教官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
郝柏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老“总统”（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中华民族的利益第一，不能因为反共，我同你日本人合作。
孔令晟（前蒋介石官邸侍卫长）：他（蒋介石）在政治上采取两个行动，一个是找白鸿亮白团进来，另外一个找德国的孟澈尔将军进来，让孟澈尔将军去看部队，提供建议，让白团选择老一辈的干部，再加上优秀的年轻干部，去参加训练，这老先生（蒋介石）另外有他一套啊。
解说：1958年的10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提出继续协防台湾海峡，可是蒋介石必须要放弃反攻大陆，此时实践学社的日本教官巡视金马军事要塞提出的改善计划，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但是实践学社解散的背后，其实还牵动着退守来台的蒋介石心中不可言喻的痛。
李桢林（前三军大学校长）：老“总统”是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实践研究院里面，下面一个实践学社，是专门对军队军事教育这块，老“总统”也讲过，他为什么不称之为学校呢，就是怕引起这种对立啊，派系的对立，你这个（实践学社）是老“总统”办的，或者是参谋总长兼这个班主任，那当然这可能在分发啊运用啊，就会可能比较要好一点吧，是吧，一般这个指参学校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受到这样重视，这就有了矛盾了嘛，就是一种派系，老“总统”已经发觉到了。
解说：派系对立将领不合，是1949年以后蒋介石不能再见的教训。1969年白团正式解散，结束了蒋介石和白团日本军人合作的二十年，这段历史对曾经历过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匪夷所思，然而对六十年前退守台湾，一心反攻的蒋介石而言，却是巩固台湾复兴基地，费尽心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