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西安附近活动，以扩大影响，刘志丹不同意，他主张在陕甘边活动。在这期间，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械，刘志丹主张整顿要加强教育，贫苦农民出身当过几天土匪的要改造，也能够改造。但是，没有经过西北反帝同盟主要领导成员的讨论，没有请示省委，就委任执法队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三甲塬收枪’事件。执法队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的一个骨干，收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根本没有革命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发生此事，极为恐惧，带领部队投敌。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转瞬间只剩下100多人。”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人是谢子长，阎红彦是杀死刘志丹二支队骨干赵二娃的执法队队长。刘志丹当时被缴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为此，当年3月下旬，刘志丹还亲自到西安找到陕西省委申诉，陕西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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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红26军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后，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在追究失败责任时，又发生分歧，加大了矛盾。在“三甲塬缴枪事件”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曲折中逐渐得到了发展，尤其是陕甘边发展尤其迅速。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与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等的探索是不开的，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刘志丹慢慢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1932年7月，刘志丹对当时搞“两党(地名，在今甘肃东部)兵变”失败的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934年5月28日，陕北特委也得到恢复。陕甘红军队伍，不久也从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的阴影中冲了出来，恢复了红26军42师，到1934年10月“红42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其中包括郭宝珊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兵力近千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