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此期间，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左”倾错误也在恶性膨胀。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边，推行“左”倾路线就是典型的例子。杜衡来到陕甘边后即改组红26军，自任军政委，火烧始建于唐代的照金著名庙宇香山寺，进攻与陕甘边有统战关系的地方武装，不切实际地提出建立新的渭华根据地。在1933年5月，在杜衡的强迫和煽动下，刘志丹只能率领当时组建不久的红26军2团开往渭南、华县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开赴新根据地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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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杜衡畏惧困难，以回西安汇报工作为名离开这支队伍，不久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投敌叛变。刘志丹率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队伍也被冲散，刘志丹藏身终南山，后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才辗转返回陕甘边根据地与留在那里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汇合，继续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红26军南下创建新的根据地失败了，而且大伤元气，那么为什么会失败?谁应该对失败负责呢?毫无疑问，杜衡及其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不顾红军实际情况，盲目行动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且杜衡的叛变更加重了红26军的损失。但是到了1934年前后随着谢子长、郭洪涛先后回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对失败的原因和责任有了新的“解释”。1934年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委员会，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并邀请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郭洪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各支队领导干部参加会议。“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26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会上也作了严厉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