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步“高棋”
小平同志对勃列日涅夫“3·24”讲话作出迅速回应后，又采取了一连串后续行动。1982年4月16日，他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8月10日，又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秘密前往莫斯科传递信息。这两个举措意在推动苏联最高领导人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步子。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方在当年秋天，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始与苏方进行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小平同志还及时巧妙地把握住一次偶然的机会，又走了两步“高棋”。
一是派特使参加葬礼。常言道，世事难料。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当时，我第二次到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才不久，任二等秘书，主管对外联络工作。11日晨6时刚过，我像往常那样，打开了苏联央视一台，屏幕上出现的画面简直把我惊呆了：勃列日涅夫的标准像框着黑边，讣告已快读完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就在4天前，即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阅兵和游行时，勃列日涅夫还好好的，在列宁墓上一站就是两个半小时，紧接着又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当时，使节们排着长队向他敬酒，他很高兴，显得很精神。据苏联人说，那天零下十五六度，他是冻出来的病，76岁的老人心肺受不了，没几天也就过去了。
杨守正大使让我立即向外交部报告。我通过政府高频电话（即“热线”）很快就与外交部苏欧司的同志联系上了。对方说已看到了塔斯社播发的有关消息，让使馆密切观察事态发展，尽快报回有关情况和看法。
使馆不少人觉得，可借机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搞一次“葬礼外交”，以扩大邓小平——勃列日涅夫“间接对话”的成果。但也有人认为，在中苏关系仍恶化的情况下，尚难以迈出这样的一大步。
11日傍晚，使馆收到了国内就勃列日涅夫逝世事发来的三项决定：（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唁电；（二）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三）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我们很快就获悉，这些决定都是在小平同志的授意下作出的。这是老人家一个深谋远虑的“大手笔”。
在北京和莫斯科两地，苏方先后得到了这条正式消息。苏联人对此的反应是：没有想到，但并非不可预料。
读了国内的来电，我和使馆的同志们感到很振奋，几个既令人伤感、又使人欣慰的“第一次”就要出现：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近20年来第一次就一件非庆典事给苏方发来电文；我国领导人十七八年来第一次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我国领导人13年来第一次与苏联领导人见面。
12日上午，国内通知使馆：黄华特使的正式陪同人员有4人——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和外交部苏欧司的负责人。国内还让使馆派3人协助代表团工作，并指定我担任代表团联络员。
二是特使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14日清早4时（莫斯科时间，下同），黄华特使一行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6时许，国内通过明码电报发来了黄华特使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我们很快就得知，我特使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指示立即发表个谈话，并直接请被海外华人誉为“大陆文胆”的胡乔木拟稿。胡乔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黄华特使这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谈话”打印出来后一看，也就一页4C纸的篇幅。我细细地读了好几遍，感到文章虽短，但意味深长。
“谈话”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我外交部发言人不久前所说的那三句话相比，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小平同志又一个“大手笔”。老人家这是借悼念逝者之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谈话”还有两个生花妙笔。一个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小平同志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的指示精神。另一个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个中话里有话，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中共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对苏共进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20年。小平同志这个当年与苏共领导人面对面论战的主角，现在把笔锋一转，大概是想让苏共新领导听出点弦外之音。
11时，杨守正大使早早就来到了莫斯科机场贵宾室，等候黄华特使的到来。大约过了20分钟，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来了。他一见面就高兴地对杨大使说：那份文件（指黄华特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已经看到了，写得“很正面”，对它的评价自然也就“很正面”。伊利切夫还半开玩笑地说：“大使若是允许提意见的话，我就冒昧说两点。”杨大使颇感兴趣地说：“请讲。”于是，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估计是塔斯社发的消息稿），指着一个地方说：“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一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啦！又说，“文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个“党”（指苏共）字，在别处如能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这个老外交把两点意见说完后，眯着眼望着杨大使，似乎觉得自己“点中”了“要害”。看他这副得意的样子，我不由得会心一笑：这块“老姜”好“辣”！
12时10分，黄华特使一来到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黄华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看了一下交给他的“谈话”稿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我陪着杨大使站在黄华特使的身旁，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黄华特使对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感到非常振奋。
伊利切夫站在四五米开外的地方，一直眯着眼望着中国特使和大使，似乎努力在猜，这两位中国高级外交官站在那里究竟在嘀咕些什么。这个副外长是位哲学家，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过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年在苏联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务，也与我方谈过边界和国家关系，而且一谈就是10年。尽管如此，他对中国“政治文化”那些细微之处也未必那么精通。此时，这位苏联副外长虽“吃透”了中国特使那篇谈话的深意，但恐怕很难料到，“谈话”的来历却如此之奇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