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中国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特使”参加其葬礼。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对“绝唱”的回应
新中国一成立，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需要的考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苏联也因内政外交上的需要，给了中国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苏两党、两国经历了一个将近10年的友好合作时期。但是，1958年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珍宝岛等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从1965年到1982年，在10多年时间内，中苏之间人员的来往全部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只限于一丁点儿贸易和每周各自开一班飞机和一趟列车，两国关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对此，有人评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也看不到尽头。”
中苏之间这种严重的对立与对抗，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双方各自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反常局面，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睦邻友好合作的轨道上来，这是中苏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两个伟大邻国关系发展之必然。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些重大决策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提供了扎扎实实的依据。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当时在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他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他任期的前半段，中苏关系的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不过，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期，意识到了扭转中苏关系恶化局面的重要性，于1982年，即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几次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举行庆典之机，选择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对华关系是讲话的核心内容。这篇讲话虽然仍对中国进行攻击，但与勃列日涅夫前几次泛谈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相比，有新东西，而且有质的不同，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这种正面表态在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中还是头一回。
邓小平听出了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为此，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坚决拒绝他对中国的攻击，强调要看苏方的实际行动。
我当时在外交部苏欧司工作，参加了这次发布会。由发言人发布新闻，这在新中国外交史、新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条消息通过电波很快就传到世界各地。3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中间位置发表了上述三句话。30日，苏联《真理报》为此也刊登了一条消息。
中国外交部首任发言人的首次“发言”，与我方对苏方立场长期持“揭”、“批”、“顶”、“斗”的态度显然不同，短短三句话77个字，给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间。有外电评称，对抗了二三十年的中苏两党两国“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世界面貌将会为之改观”。
钱其琛1982年5月当上主管苏联的副外长后，曾多次同我们谈起过小平同志采取这样一个“大行动”的缘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对世界范围内的战、和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的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美关系之后，他便把缓和中苏关系一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勃列日涅夫“3·24”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恰好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于是，小平同志紧紧把握住了这个机遇，迅速作出了回应。
勃列日涅夫发表“3·24”讲话过了230天之后就去世了。这一讲话后来被人称为勃氏“绝唱”。这一“绝唱”和小平同志对此所作的回应，有人则称之为邓勃之间的“间接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