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民社会
在郑开的青少年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从明朝的崩溃与满清的征服中恢复过来，随着白银的输入，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商业重新繁荣昌盛起来，尤其是闽粤一带发展速度更快。商品经济密集的商业网络连接起了村庄和市镇。商业的发展不止意味着可以致富，反而可能意味着在充满竞争的世界里，生存空间更小了。尤其是人口大爆炸的压力（康熙后期不过一亿多，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猛增加到三亿一千万），大量的劳动人口流入市井，无所归依。
到了帝制晚期，农民阶层的特点是“小”、“少”、“散”。小，指耕种规模小；少，指财产少，也就是农民的普遍贫困化；散，指分散的劳动、居住条件，使农民与外界隔绝。“小、少、散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我国农民状况的日益恶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在农民的游民化”（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游民们在帝国的通衢大道、市镇乡村、水陆码头四处游荡。
郑开选择出家当和尚，正是当时无业游民们的出路之一。他应该未曾在官府注册在案，可能只是一位边缘僧侣。估计他像十八世纪常见的游方僧一样，到处化缘乞讨。有学者考证洪二和尚是在四川创办了天地会，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完全有可能随西迁的移民们到四川讨生活。在那里和那些传统的自然经济容纳不了的游民阶层厮混，结成帮伙，患难与共，敛财分用。
于是，独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和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之外，第三种社会组织“会党”产生了，“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整体中已自成体系，可以说是社会中的社会”。（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于是，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星相医卜，那些谋求不正当生活来源的盗匪和家业衰败了地主，都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类，互援互助。因林爽文举事被捕的许阿协加入天地会的经历，就很能说明这种经济上的连接。他是广东饶平人，常到邻近的闽南平和县小溪地方贩卖酒曲。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携带银两到平和小溪赖阿边处购买酒曲，途中银两被人抢走。他向赖阿边倾诉。赖阿边告诉他说：“你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许阿协便与他一同“焚香拜会”，赖果然把被夺银两讨回还给许阿协。许阿协的同乡赖阿恩，儿子在福建漳州唱戏。他去探望儿子时，途中也被会内之人将衣物抢去。他将此事告知漳州戏馆的梁阿步后，梁对他说：“你只要入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赖阿恩遂与他一同结拜，梁阿步不但为他讨回被抢之衣物，还传授他今后“如遇有人拦路抢劫，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抢了”。
那些头脑灵活富于想象力之人，便乘势而出，做了领袖。福建云霄高塘村郑氏宗族里一直流传洪二和尚“每次要做事以前，都要在庙埕中的一根通天柱旁作法，开始时把自己的身体紧靠着通天柱，将嘴紧贴着柱子念念有词，然后又把耳朵紧贴着柱子，像是在凝神细听，说是在听天地公复降给他谕旨，批准他替天行道做大事，救苦救难救百姓”。极有可能，洪二和尚为了增强在徒众中的威信，伪托身有异术。看来，他不但熟悉民间文化中结拜聚义等江湖义气，也深谙如何营聚吸纳下层民众之术。
在表面的盛世之下，我们所见是一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个人所得资源比例恶化和道德堕落的社会。生存、安全这样的基本问题，已经无法经由个人努力来改善，这种情况由于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既然社会无法提供公平，人们便寻求一种补偿机制。“忠义堂前无大小，不贪富贵不欺贫”，天地会的信念，吸引着那些生存无着流离失所之人，吸引着那些无权无势备受不公之人，也吸引着那些四方浪荡打劫偷盗之人。
身处十八世纪中叶的洪二和尚无从想象，他正处于中华农业帝国的艰难转型之际。许多人和他一样，不再依存于祖祖辈辈耕种着的土地之上，他们游荡于帝国的繁华市镇，远及荒僻乡野。于是，在移民五方杂处的市镇，在商品和交通发达的地域，一个游民社会诞生了。
这个秘密社会分解着传统的封建帝制和自然经济。在洪二和尚身后，历经嘉庆、道光两朝，天地会组织激增，披上了“反清复明”政治诉求的外衣，两百年来，虽是秘密组织，却拥有广阔天地。以此为肇端，哥老会、袍哥、青红帮等秘密会党和白莲教、天理教、拜上帝会等秘密教门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天地会（洪门）更是为推翻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会党长于破旧，却不能立新，此时西方早已风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国这一股无所不在的社会势力却始终只能作为武装力量，被利用、被消灭，中西社会由此拉开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