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初现
台湾林爽文事变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的十一月，副元帅杨振国十二月便被俘获。他的交待让天地会浮出水面。“听得严烟说及天地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风花亭，不知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住在那里。”（《天地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官员们不敢怠慢，赶紧上报，于是，清政府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持续数年的追捕天地会行动。
此时，离满清刚刚入主中原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经远了，怀抱亡国之痛的士大夫早已凋谢，大一统帝国看起来平静和谐。钟情汉族文化的满族统治者认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早已毫无异议，难到他们不是凭藉优秀的儒家德性赢得了上天的护佑了吗？然而征服者对于任何反对声音和谋叛力量仍然极为敏感。就在1768年，乾隆王朝才处理了发轫于江南的妖术大恐慌。二十年前庞大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曾被一股剪辫风波搅得天昏地暗。对于盛行于民间、异性结拜这种汉族文化习俗，征服者更是一直严加防范，“国初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此后惩罚更进一步，“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大清会典》）
如今发觉天地会这民间秘密结社的存在，乾隆自然非常重视，严谕两广总督查办。在嘉应州海阳县，还真查到有洪和尚和姓朱之人，只不过，经过审讯，发现这两人并非天地会众，也无不法行迹，而那个“凤花亭”也毫无下落。但谁让他们生在大清国，而且倒霉地姓洪和朱呢，终究还是被发送伊犁为奴。
不过，案子很快有了转机。
1787年正月，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在饶平县拿获了许阿协、赖阿思、林阿俊等天地会会犯。许阿协供认自己是被赖阿边勾引入会，赖告诉他头人姓名为“洪李桃”，还传了他两首诗，其中有两句“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据许阿协说，“木立斗世”是隐语，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系因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孙士毅再次奏报，拿获了一名新会犯林功裕，供出赖阿德，洪李桃、朱洪德等七人，这些人都是福建天地会会众。
■ 严烟被抓
于是，乾隆和官员们的办案方向转向了福建。可能，福建才是天地会的老巢，乾隆甚至大胆猜测，之前杨振国所供的后溪凤花亭洪二和尚和朱姓之人，会不会便是洪李桃和朱洪德二犯？
闽浙总督李侍尧于次年一月奏报，漳浦县天地会起事，焚抢盐场，烧毁营房，被拿获的首领张妈求供认：“天地会流传已久，漳州各地均有结会之事，小的张妈求父亲叔子在日，原是会内之人。”这再次证明福建是天地会源发之地。
在台湾平乱的福康安适时奏报，重要人犯、杨振国提到的严烟在台湾被抓获。这可是一个重大收获。严烟是把天地会从福建传到台湾的始作俑者。他是福建平和县人，在乾隆四十八年渡海到台湾谋生，其公开职业是彰化布铺老板。正在台湾和清军开战的叛军首领林爽文和庄大田也是福建平和县人。只不过他们两人的父亲比严烟更早移民台湾。
从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之后，大陆移民不断踏上这块湿润的宝岛。台湾的田业水利设施在乾隆时已经基本完成，旱地改作水田，稻田产量大幅提高。台湾稻米不仅在岛内消费，还运输至漳州泉州一代。邻省福建则山岩崎岖，人口稠密。尽管政府不鼓励甚至禁止大陆人移民到台湾，还是有很多福建农民渡海讨生活。“只要有福建农工前往的地方，通常会有一些福建贸易商跟进前往，以提供同乡农工零售商品（包括和他们口味的米、辛辣调味品、乃至鸦片）、信贷，协助他们汇款回家”（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世界经济，从1400年到现在》，台湾如果出版社）
严烟大概便是这样一位小贸易商人。他在供词里首次交待出“涂喜和尚”：“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那里，实不知道。”（《严烟供词》，出自《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他还供认出三个天地会高层，“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至漳州府云霄地方传会，住在张姓绰号破脸狗家内。其取烟吃茶，俱用三指，及木立斗世等暗号。”
被作为“钦犯”押送到北京后，严烟在刑部吐露了更多天地会秘密。他自己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陈彪劝入会内，天地会的根由、暗号都是陈彪所告知。他听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陈彪曾教他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据他说，朱姓李姓在四川，万和尚在广东。而之前被抓的同会众人所供的洪二房和尚，或许是出于保护会内秘密，严烟供认并未实有其人，不过是朱、李二姓和万和尚的总称。
作为要犯，严烟的供词很受重视，他为追查案件提供了两条线索。乾隆一面让闽粤追查陈彪、陈丕和张破脸狗等要犯，一面严令四川总督在省内严密查办。
尽管福康安等人奏说并未听闻四川有天地会名目，乾隆对此并不掉以轻心。四川本为天府之国，经过明清之际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人口剧减。在他的祖父康熙当政之际，四川人口从明末的六十八万余丁降到一万八千五百丁。而东南八省，从康熙二十年到咸丰初年，人口却增加了一亿八千万。为了寻求生存空间，外省人口涌入四川盆地，是为长达一个半个世纪多的西迁移民潮。官方亦以“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起科年限延长为五年等优惠政策招民垦荒。于是，闽粤、江西、湖广等地之人，纷纷前往川陕楚云贵等地谋生。至乾隆八年，四川已无地可耕，朝廷不得不劝阻外省人口入川。
东来的移民们重新恢复了四川的活力，在雍正年间，四川已然是全国最大的余粮产区。然而持续涌入的移民很快发现已经无地可耕，于是只有继续深入川、陕、楚、云、贵的深山高岭。移民们迁移不定，生活颠沛流离。白莲教、啯噜（即哥老会前身）这些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既能给困苦中的移民们物质上的互助，也能提供精神慰籍。
对这样一个动荡不已的地区，乾隆怎能不抱有警惕之心。在他统治晚年，直至咸丰初年，湘黔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与太平天国，都将先后起于东经110度附近的中南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