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当战争迫近时，国家的应变措施应该是保持最大的政治稳定，同时开动经济机器，尽可能接近战争准备的完成。然而，中国六十年代中期的现象恰恰相反。没有人能按正常的逻辑解释，当北部湾事件使越战不断升级，而北方边界的军事压力也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中国内部的政治运转反而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的发生，在根本上都是人为制造的，直至引发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政治动乱的爆发。显然，这不是循着单一的战备线索去推断所能合理解答的。
据说，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毛泽东至少有三次在谈党内斗争的同时，提出要准备打仗。一次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另一次是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以1964年5月至6月的这一次最具分析意义。
1964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家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这是毛泽东本人思想的一个重要动向。
国内反修防修是国际反修的逻辑发展。在中共中央连续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已经构筑了一个在社会主义时期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庞大思想体系，即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样，毛泽东为中国的前途与安全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图画。事实上，在这幅“可怕”图景中，掺杂了大量但却是虚幻的党内斗争因素。
人们对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认同，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公平意识遭到破坏。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在苏联则是出现了“高薪阶层”和“农村自发势力”。从结果上看，苏联的“特殊阶层，怕打仗，怕战争，要与美国肯尼迪求和妥协。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20年以后也要产生修正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成为中苏论战焦点之一的原因。
与此密切关联的，是所谓和平时期对革命者意志的消蚀。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说：和平时期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
事实上，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十三陵谈话的大部分，是讲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问题。毛泽东列出了做合格接班人的若干条件。它们后来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援引并在随后中国政治进程中发生重大影响。而接班人问题的引出，既同整个国际反修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又与当时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出现的某些新说法有关。毛泽东认为，苏联修正主义上台，是随赫鲁晓夫骗取斯大林信任，成为接班人而出现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严重教训。同时，他还注意到，赫鲁晓夫是善于搞政变的人。他上台后搞了五次政变，一次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这个教训同样值得重视。基于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因此在十三陵谈话的开始，毛泽东即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
从这样的角度观察，则人们不难发现，军事战争准备与政治准备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
由此看来，1964年提出战争准备问题，并因此而更改按正常思路确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指导原则，有比较复杂的政治背景。它至少是国际反帝反修和国内阶级斗争所造成空前的紧张的综合性产物，而不是单纯的对国际军事压力所作出的反应。相反，由于战备问题的提出，排除了国家按正常秩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可能性，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紧张。
当然，人们不能否定，越战所造成的战争压力的确存在；同样不能否定的是，在6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准备也具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所有这些外界因素，都是可以通过某些对外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化解的。例如，对美国越战所造成的威胁，对中苏边界以及整个双边关系等等，都有寻求另一种应对的余地。而放弃缓和的努力，因外部的紧张而制造更大的内部紧张，使极为重要的国民经济调整也丧失了继续的根据，则显然是不合理的。
正如毛泽东当时即认识到的，核武器“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以防备原子战争为目的的三线工业基地，终因原子战争没有爆发而被迫改变自己的功能。事实上，有人指出，早在50至60年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已经显现出来。而我们自己却背着沉重的战争包袱，在国内的政治动乱中一直走到1976年。
有两个历史细节值得玩味。其一，进入1965年，当越战升级，中国国内抗美援越达到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却以极其冷静的态度指出：打仗有两种可能，打的起来和打不起来。对于美国人，毛泽东似乎有着特别的沟通和理解。其二，1965年，毛泽东对计划部门的“迟钝”越来越不满。他重新成立了直接对自己负责的“小计委”，来考虑“战略问题”。当然，不久之后，他更完全打碎了党和国家机构，开始了一场雄心勃勃的革命。
上述研究证明，越战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变动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并不像人们一般设想得那样直接、强烈。至少，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是由综合和复杂的因素造成的。而在其中起决定影响的，反而应当是中国内部事物发展的逻辑或因果关系。从总体上说，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在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生变动时，往往要大于现实方面的考虑。这就是现实性的计划（哪怕是国家长期经济计划）、方针、政策，最后终为政治的、思想的甚至是战备的“意外”所打破的原因。当然，这些政治的、思想的和战备的“意外”，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冷战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过高估计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很可能是不准确的。中国的变动更多的是因为内部的原因。而在改变现存世界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却十分有限。尽管它确曾使用过比较强硬的语言，也“放过空炮”。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指出，中国总是要通过改变自身，才能影响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