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越战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

发布日期:2015-01-21 来源:财富国际 阅读:

  显然,对苏联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大俄罗斯思想传统,又极端注重边界与安全关系的国家,提出历史上的旧边界问题,在性质上要比一般的划界争论(比如从未划定)严重得多。因为它可能意味着某种重大的边界调整。特别是,当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的时候,这种边界争论带有特别大的敏感性。因此,当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时再一次强调:“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赫鲁晓夫作出了强烈反应。当然,毛泽东并无意翻历史旧账,中国也不会谋求苏联的领土。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72V财富国际

  在毛泽东看来,“紧张”与“不紧张”之间,有着辩证的、互换的关系。有时,为了一个阶段的不紧张,往往有意去制造一定程度的紧张。在紧张达到某一限度时,释放或减缓紧张度,从而争取到所谋求的不紧张;有时,为了另外的目的,可以制造紧张,然后得到矛盾或问题焦点的转换。毛泽东常讲不怕鬼的故事,意思即在于说明:越怕鬼,鬼越来;越不怕鬼,鬼反而吓跑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对于毛泽东这种浸透了中国文化精义的战略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摸不到真谛。有时,他们把表面上“紧张”所隐含的意图看重了,真的被调动起来,形成面对面的紧张;而有时却又太过自信,从而忽略掉某种非常重要的信号;还有一些时候则拘泥于“末节细枝”,从而像坠于“五里雾中”,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能发现“蹬堂入室”的门径。直至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毛泽东非常善于以虚实结合的谋略来调动“敌人”,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情其景就像中国两个著名的文化特征:长城与空城计(THEGREATWALLANGEMPTYFORTRESS)。需要强调的是,学者们是在远离历史现场的条件下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应该校正自己的判断,避免政治家们所难于避免的某种“迷乱”。特别是,在高度复杂的现实与政治意识形态交互发生影响的背景下面,结论更应慎重。72V财富国际

  三、紧张与不紧张:如何判断毛泽东的真实战略意图?72V财富国际

  尽管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在1964年激化到了最高点,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苏联有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边界问题的确构成了双方争执的一个热点,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陪衬。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竟对他们前一年11月来信中列在第一位、要求中共中央回答的边界问题,只字未提。当时中共中央对苏联内部状况的估计是:赫鲁晓夫搞工业党、农业党、大开荒,效果甚差;内部思想混乱,不满情绪增长,毛泽东甚至预测到,赫鲁晓夫在近期可能要被搞下台。因此,毛泽东认为,在中苏关系上,“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此外,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对赫鲁晓夫也执这样的看法:此人欺软怕硬。我们硬一点,他不见得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软下来,反而会吃亏。在1964年的若干次外宾会见中,尽管毛泽东向客人询问过苏联是否会打仗的问题,但内部的底线估计仍然是:“激他抛出一切法宝来”,比方说采取“集体措施”,断交,撕毁中苏同盟条约,以至出兵。但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而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做有限的军事准备是必要的,而从打核战争出发来进行战略性预防,以至对整个国民经济做适应战争的重大调整,则理由不甚充分,为时也过早了。72V财富国际

  在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决策核心的主观认识上,对南部来敌,即美国有可能在越南所造成的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还没有达到即将发生战争的紧迫程度。1964年7月1日,刘少奇在天津部队军级干部座谈会上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军事问题,讲了敌人进攻的几种可能性。我们从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准备好,争取最好的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要想打的象征,但是,要做准备,要经常有敌情观念。”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显系指美国。但它否定了越南战争正在向中国迫近的可能性。刘少奇在这里使用了“有准备”和“敌情观念”两个语句,属提示性用语,并不表明事态已经具有了重大的紧迫性质。在1962年台海危机中,这类用语可能更为常见。因此可以肯定,指出帝国主义目前“还不想打”,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十三陵谈话的准确理解。向军队高级干部交代这种理解,对后者把握国际斗争的基本动态有重要意义。72V财富国际

  毛泽东本人的判断更具戏剧性。1964年8月13日,即北部湾事件发生后10天,毛泽东在同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是否决心越过17度线侵占越南北方时说: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因而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采取巧妙办法以不去惹怒美国人的决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如果说,美国把苏联当作近期的主要敌人,而把中国看作是长远意义上的敌手,那么,因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者,“‘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这个敌人于是可以忽略。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从来都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因此他通常不会是世界性大战的发动者。特别是“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是十个指头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因而他很难腾出手来,同中国作战。此外,毛泽东还相信:“美国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在越南)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考虑到毛泽东在朝鲜战争和1958年台海危机中同美国直接较量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在1962年台海危机中美国转达的不支持台湾进攻大陆和不会卷入同中国的冲突的信息,他对美国不企图同中国发生战争冲突的估计是有道理的。72V财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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