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中午，我传达了以下命令：
1.第九旁遮普联队撤到哈东山口；立即开始行动。如有可能，他们应隐蔽地撤退，避免取道众所周知的路线；
2.第四近卫军联队下午五时以后开始撤退；在哈东山口与旁遮普联队会师；
3.批准章勒的第九旁遮普联队放弃哨所，并且尽自己的可能通过不丹，向南逃跑。
我亲自对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指挥官（分别对米斯拉中校和哈里哈尔·辛格中校）讲了话。他们都镇静地接受命令。直到那时，他们一直以值得表扬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即使现在，他们也显得不匆忙地离开自己的阵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希望他们很快到达哈东山口，虽然令人痛心地缺乏弹药，但是从那个在战术上合适的阵地上，他们可以战斗一场。
到了黄昏，事态变得十分可怕了。第七旅确确实实在我前面溃散了。我绝无可能再牵制敌人的前进，因为很明显，他们部署了整整一个师在攻击。我仍然希望做的事，就是进行某种阻击战；但只有在21日天亮之前，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能够到达（如我仍在希望的）哈东山口一线，这种阻击战才有可能进行。（然而，后来我才知道，敌人已经插入克节朗河前线与哈东山口之间。两个联队都在突围，但是他们到不了哈东山口了，因为敌人当时已占领了哈东山口。）
同时，伤员在继续增加。除了10月20日已经集中在吉米塘的那些伤员之外，又从兼则马尼来了30多人。现任，没有工具撤运他们；他们只有被丢弃在原地。只有那些自己能行走的伤员，蹒跚地走到吉米塘的直升飞机场，那里他们可以得到一点急救；但从吉米塘，他们再也不能撤退了，因为我提出增派直升飞机的要求，军部和军区司令部都令人莫名其妙地末予响应。（战争爆发以前，有几个星期，全天飞行的那些直升飞机，在10月20日，第一批出动了四架之后，就停止飞行了。）
到10月20日止，我对形势的总结如下：
1.在上午7时以后，第七旅旅部再无消息；
2.兼则马尼、第三号桥、扯冬、第四号桥和章多都被占领；少数的部队幸免于死，但不是受伤就是被俘了；
3.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从第二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从第一号桥撤到哈东山口；但他们能否照办，就不得而知了；
4.告诉章勒的支队，尽可能经过不丹，逃脱出来。
这一切发展情况，我们都经常保持向提斯浦尔报告，但是那里仍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本来，这是合乎情理的，希望在我上面的直接上级（现在是军区司令）或者至少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在10月20日一早到吉米塘来亲自估计形势，并且发出进一步的作战命令，但竟无一人前来。
在敌人取得这些成功之后，很明显，他们将不失时机地攻打哈东山口和吉米塘。因而我急切地等待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消息，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直到10月21日早晨，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都末到达哈东山口。10月21日，天刚发亮，我接到伦坡来的报告说，中国人已经占领哈东山口并向色基姆进军。现在，在中国人与吉米塘和伦坡之间，已无任何阻碍，所以他们袭击这两个重要地方，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再度要求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但是依然得不到军部的保证。
在21日天亮不久，的确有一架直升飞机在吉米塘着陆，但是这架飞机是派来撤退空军人员的。我派我师的高级军医官莫伊特拉上校乘飞机带着指示回去，企图说服军部的参谋，我们迫切需要直升飞机撤退伤员，并且说明在三个小时内，至少到上午9点钟，他们可以安全地在吉米塘降落。我听驾驶员说，在达拉姆嘎机场，停放着四架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不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也听说，军区司令本人在达拉姆嘎。我枉费心机地期待着，但是再也没有直升飞机飞来。
我召集我的师部人员和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指挥官（奥伯罗伊中校前一天刚到来）开了一次会议。我下令销毁全部文件；告诉他们准备后撤。不需要的人员立即开始撤退。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一个排，连同其他的零散部队，掩护师部撤退，尽可能地进行阻击战。我决定除了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以外，我自己的卫兵最后离开。因为我考虑，这是防止惊慌的最好办法。
全体官兵都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极端危险，很多人以前从未打过仗；但是他们的举动，全都像是久经战场的老兵。我围着环形防线走了一圈，看见步兵们守住他们的哨所，并且用望远镜在仔细瞭望农村有无敌人的迹象；通讯兵操纵他们的无线电机或电话机，冷静地在处理收入和发出的通讯。最艰难的工作是，陆军医疗队的人员，他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抢救伤员。师部人员正在收拾文件，准备销毁。看到这一切我才知道，到了要下命令执行破坏固定的设备，放弃哨所并准备撤退的时候，该是多么困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