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原校长蒋梦麟在《忆孟真》（傅斯年字孟真）一文中回忆说：“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功狗”一词源自汉高祖刘邦。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朝开国之初，刘邦论功行赏，萧何位最高，很多功臣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此后，有功之臣便被喻为“功狗”。
蒋梦麟把傅斯年喻为北大“功狗”是很恰当的。傅斯年毕业于北大，在北大当过教授、代校长，治学、论政、办事，样样不落人后，绝对是一个天才型的学者、领导者。
比老师强的学生
傅斯年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
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
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