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调整对阎锡山的方针之后，就展开一系列的政治攻势，积极争取阎锡山，以期早日实现山西抗日统一战线。首先，多次直接或者间接致书阎锡山，做其统战工作。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阎锡山，直接向阎锡山表明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希望能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阎锡山虽未回信，但在日记中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后来毛泽东又分别致书宋哲元、傅作义等，打出人情牌，试图通过他们与阎锡山的关系，与阎锡山直接接触，来促成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其次，采取实际行动，派出代表直接与阎锡山接触，争取阎锡山集团联共抗日。在争取阎锡山抗日期间，中共中央三次委托时任“中华民族革命大联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赴太原推动阎锡山抗日。1936年底，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彭雪枫、南汉宸、王世英等到太原与阎锡山会谈，除表明红军抗日诚意之外，又向阎提出，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划给一定阵地；红军服从阎的统一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从思想上消除了阎锡山的顾虑，减轻了对中共的戒备之心。
中共适时调整对阎锡山的统战策略，对阎锡山展开多方面、多渠道、广泛而深入的争取工作，对阎锡山最终选择“联共抗日”道路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而此时蒋介石插足山西的野心也成为阎锡山制定政策的催化剂。
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央政权的把持要求统一，地方势力派要求自主；蒋介石千方百计欲遏制阎锡山，阎锡山使尽浑身解数另组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势力庞大处于攻势，阎锡山势单力薄处于守势。双方在对立中寻求着统一，维持着一种暂时均衡。红军东征打破了这种均衡。东征战役开始后，阎锡山遭到严重的打击，无奈之下放弃不让蒋介石插足山西的原则，转而急电于蒋请求援助。蒋介石趁机派出10个师的兵力助阎“剿共”。红军回师陕北之后，入晋的中央军却毫无撤走之意，反而在山西发展其国民党组织，派出特务分子渗透到阎锡山的军政机关大搞破坏活动，甚至还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
至此，阎锡山意识到：“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面对山西的严峻局势，阎锡山加紧国防工事的建设，不仅得不到蒋介石的经济支持，还得服务于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被命再次派兵入陕攻打红军。这使得阎锡山极为不满，也开始意识到靠蒋介石集团抵抗日本是靠不住的，必须寻求新的同盟，抵御日本侵略，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
蒋介石插足山西，本想利用阎锡山剿共，结果事与愿违。恰恰相反，蒋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对阎锡山接受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催化作用。这是蒋氏始所未料的。（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2008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